龙首山分家之后,情报收集系统的主体留在保宁坊,归入林英名下。新组建的针对京西“没脸的”和吐蕃、回鹘的情报收集系统及人员则随李茂迁入右军大营。
对外情报收集工作刚刚起步,还很不成系统,人员都是李茂一手挑拣,分家之后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不大。
龙首山的四大处依旧保留,继续留在保宁坊,李茂和林英都有权向四大处发号司令,但除了总务处外,李茂的势力在逐渐收缩,他准备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首要的是选人,李茂现在手里能用的干将有两员:常木仓和陈数。常木仓已经从保宁坊脱身出来,用起来自然没问题,陈数是否要调回来,却很值得思量。
主意尚未拿定,陈数却主动约见了李茂,他表示说愿意继续留在保宁坊那边,陈数的理由很多,李茂却没有耐心听完,他只开了个头就被李茂打断了。李茂已经想通了,陈数留在林英那边对他也有好处。
组调在陈数的主持下已经发展成为龙首山内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陈数的选择,李茂认为应该有限度地给予尊重。
从一开始陈数的身上就打上了李茂的印记,而今仍然是,此刻再留在保宁坊意味着他今后的日子很难熬。
关于这点,李茂想听听他的看法。陈数道:“这个我深思熟虑过,若我连这一关都扛不过去,我这个人也就没有多大使用的价值了吧。”
李茂道:“按照圣上的意思,龙首山一分为二,但毕竟还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勺子和锅还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若打碎了锅,就谁也吃不成,这点你务必牢记。”
陈数道:“我记住了。”
陈数不能过来,李茂就委常木仓以全责,总务处看起来都是些七七八八的鸡皮小事,琐碎又麻烦,且还很难做出功绩来,但对一个门外汉来说,这是熟识一个组织最有效的切入口。当初李茂把常木仓放到那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一天。
以常木仓的才干不应该陷于具体琐碎之中,他应该从一个更高更远的角度统筹全局。
李茂要他通盘筹划,筹建两个机构,一个用于甄别、追踪、猎杀钻进大唐藩篱内的不速之客,一个则是向外派遣不速之客,钻破别家的藩篱,渗透进别家庭院。
这无疑是对常木仓的极大信任。不过李茂做出这个决定也有些迫不得已,他现在分身无术,没有过多的精力花在这些事上。他眼下另有一项重要的使命需要完成。
西川节度留后刘辟请领节度使的请求被驳回后,一改强硬态度,上表请罪,言辞诚恳。刘辟遣使入京,表示要归还西川的版籍,并暗示愿意将西川的官员任免权交还给朝廷。
韦皋治理西川的后期,管内官吏的任免权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上至幕府上佐、地方刺史、县令,下至书史、胥吏,韦皋一言以决,朝廷但根据所请颁授文书而已,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维持到韦皋死,才在他的遗表中提到了将西川官吏任免权交还朝廷的设想。
明知这是韦皋临终前画的一张大饼,朝中的一些人还是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割据西川二十年的韦皋也因此以忠臣盖棺定论。
在李茂看来这分明就是韦皋临死前使的雕虫小技,用意无非在麻醉朝廷,以保全忠名,以帮助刘辟在西川站稳脚跟。
李茂曾就此事专门上奏折警告过李纯,也曾委婉地提醒过杜黄裳,但效果并不好,不管是李纯还是杜黄裳对李茂的善意警告都置若耳闻,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反过来朝廷上下都在忙着神话韦皋,把他塑造成为大唐镇守边疆二十年的功勋、忠魂。
现在看李茂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朝廷倾尽心力树立的韦忠臣并未曾丝毫感化心怀异心的刘留后,刘辟一旦站稳脚跟,就忙着跟朝廷唱对台戏。他的示弱也完全是权宜之计,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他用武力解决东川和山南西道问题争取最宝贵的时间。
林英的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五京和关中腹地,这样做很容易出成绩,得到上面的认可,但对热点敏感地区重视不够的结果是,一旦这些地区触发突发性变故,龙首山就会显得极其被动。
观天之眼未能睁开,使得朝野上下一片盲目乐观。
加上刘辟灌的这份分量十足的**汤,朝中上当和假装上当的人不在少数,朝议认为刘辟知错能改,便是大唐的忠臣,朝廷应循例降其节旄,以收其心。
因此,在朝廷下诏斥责刘辟行事孟浪后不到三个月,便正式下诏授予刘辟节度使节旄。
但此刻仅仅一支节旄已经不能满足刘辟的胃口,他上表朝廷请求兼领东川和山南西道,做三镇节度使。此刻距离李全忠的献俘礼结束还不到半个月。
朝廷诸公大怒,讨伐之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吃了刘辟好处的人为他说清,以蜀道艰险,新朝初立不宜讨伐为名,劝朝廷不要大动干戈。
杜黄裳问这些人:“刘辟求领三镇节度使,这样先例在国朝历史上可曾有过?”
一人兼领三镇节度使,在大唐历史上出现过,最有名的就是安禄山,安禄山在造反前曾一身兼领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雄兵劲骑二十万,兵力总数占了天下的一半,权势熏天,以至于一旦发难叛乱,天下无人能制,酿成了几乎倾覆大唐的重大灾难。
杜黄裳的话无人敢应,刘辟求领三镇节度使荒诞可笑,朝廷没有任何理由迁就,若不迁就就要开打,刘辟的西川远不及当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强大,刘辟一狂狷书生也远不如安禄山心机深沉有谋略有手段,打似乎是能打的赢的。
但大唐自贞元以来历次跟藩镇的作战最终都不了了之,朝廷除了荼蘼钱粮,丢失颜面外,所能收获的只剩一次又一次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
不要说夏州,那只是一个意外,夏州出了一个李全忠,又恰好擅于捞偏门的李茂打那路过,风云际会,才有奇袭得胜。成都没有李全忠,李茂也没出使南诏恰好路过,指望西川内乱无异于痴人说梦。
西川若不乱,以蜀道之艰险,朝廷有甚把握能平息这场谋划已久的叛乱,你杜黄裳说大话是把好手,可说几句狠话就能吓死刘辟吗?显然不能。
蜀道的艰险,李纯并不陌生,他虽然没有像他兄弟李结那样云游天下,足迹踏遍大唐的三百军州,却也绝非足不出户,大唐五京,扬州、魏州、成都等地他都曾游历过。
蜀道艰险,西川易守难攻,这个道理不必朝中那些喋喋不休的大臣告诉他,李纯心里清楚的很。
刘辟的无理要求李纯并不打算答应,还是上次那句话——朝廷有朝廷的纲纪,一个目无君长的藩镇节度使说要兼领三镇,朝廷就答应,那将来若有人要兼领京兆府,是否也要答应他?
“刘辟一狂狷书生,陛下万不可姑息迁就。”
延英殿君臣奏对时,杜黄裳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打,西川这一仗必须打。
参加这次奏对的除了杜黄裳还有其他两位宰相贾耽、袁滋,以及度支、转运、兵部等有司主任官员,鸿胪少卿李茂也获准参加奏对,理由是朝廷若对西川用兵,需要评估吐蕃、南诏以及南蛮土族对用兵的反应。
“打是必须要打的,眼下的难处是怎么打,李太白说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刘辟久居西川多年,熟知地理、民情,又是蓄谋已久,朝廷有甚么把握打赢这一仗呢。”
袁滋是稳健派,他虽也赞同此仗必须打,却不像杜黄裳那样乐观,他强调此战若不能避免,必须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而不能像杜黄裳那样说打就打,那样做,他认为太过冒险。
袁滋的见解得到多数官员的赞同,众人纷纷言是,声音很小,但态度很坚决。
李纯不动声色地望了李茂一眼,问道:“李少卿有甚话说,究竟是主张打还是主张抚?”
李茂出班奏道:“能不打自然不打最好,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仗若是不打,无疑是给天下的野心家们传递了一个很坏的信号,那就是朝廷只敢捡软柿子捏,稍稍硬一点的柿子朝廷就束手无策了。刘辟一无才无德的书生尚且能兼领三镇,你让那些野心勃勃、志气比天高的藩帅们又会怎么想,他们若上奏朝廷说我要领四镇、五镇乃至六镇、七镇呢,你也要答应他们吗?你不答应他们就要造反,你答应他们,那要不了多久,天子所能以臂指手的地方也就只剩两京关中之地了。到时候钱粮不足,诸公的俸禄怕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仗得打,而且得说打就打,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也。”
李茂出身不高,又非士林出身,骤然蹿升高位,在朝中那些靠门荫、科举起身的士大夫们眼里就是个痞子,如今他这痞气十足、不学无术的一段话说出来,众人不觉瞠目结舌,欲和他辩,又怕失了身份,于是纷纷闭嘴。
杜黄裳闻言抚须微笑,心里暗赞李茂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