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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如何处置管效忠、明安达礼、郎廷佐和达素四人的问题。
当初大兴军俘获郎廷佐和达素后，李元利并没有杀他们，而是放了两名鞑子回燕京，传达了让小福临用吴三桂和尚可喜的家人来换取俘虏的条件。
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恶心一下福临。无论他换与不换，吃亏的都是福临。
换吧，别人会说他卸磨杀驴，吴三桂和尚可喜为主子“尽忠”还没几年呢，就将主意打到了他们的家眷后人之上，这有点太不要脸了；不换吧，郎廷佐这辽东汉官还无所谓，但达素可是镶黄旗满人高官，和满洲贵族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这些人会不会因此而不满？
小福临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后者，他悄悄下达了抓捕吴三桂和尚可喜家人的命令，准备用来换取达素和郎廷佐回京。
在他的心目中，吴三桂和尚可喜丧师辱国，正是因为他们在四川和广东的惨败，才导致“我大清”国势如此糜烂，他们的家眷本就该杀，如今还能废物利用一下，这可是十分划算的事情。
至于吴应熊是他的妹夫，这问题完全不用考虑，生在帝王之家，哪有什么亲情可言？
只不过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就泄露了出去，吴应熊兄弟二人、尚之信和他的几十个弟弟妹妹都逃了个无影无踪。
但这事情传扬出来之后，对于汉官汉将们来说却是个致命的打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福临想换取的主要是达素，至于郎廷佐，只是捎带手的事情。
很多降清日久的汉官回想了一下这两年来满人对他们态度的转变，却全都惊慌地发现，朝廷已经不会在乎他们这些汉官汉将了！
东虏伪朝对汉人汉官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奴对汉人的屠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黄太吉对汉人大量拉拢和招抚并委以重用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福临亲政后逐渐疏远汉人的阶段。
自老奴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后金就遇到了如何对待和处置当地汉民的问题。
当时老奴对待汉人主要是两种措施，一是大规模的屠杀，二是将抓获的大批汉民分给鞑子为奴。
黄太吉上台之后，为了解决当时人才奇缺的状况，开始通过科举、荐举等方式大量选拔汉人士子为官，而且对明朝降官降将的招抚和录用更是不遗余力，不但重礼相待，而且破格提拔。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将降清之时，黄太吉便对他们使用了满洲高层贵族之间才使用的“抱见礼”，并且破格将他们封王，这让当时的满族小官都颇有怨念：“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竟有为王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殊不知正是因为黄太吉重用汉人，才能有日后的满清入关！
鞑子入关之后，因满人并无治政经验，所缺人才更多，多尔衮摄政时期，仍然延续了黄太吉选拔重用汉人的政策。
但到了福临亲政之后，满洲贵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统治经验，于是开始歧视打压汉官文士，再加上近几年来在对大兴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满人在绝望的心理下，已经对汉官产生了极度排斥的情绪。
满清朝廷日薄西山，汉官在满清朝廷中不受待见，又怕落入大兴军手上被诛杀，正是人人自危的时候，却传出了朝廷要抓捕吴三桂、尚可喜二人的家眷后人去换取达素和郎廷佐二人的消息，这让他们如何能不惊恐？
吴三桂和尚可喜二人对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是死于大兴军手上，可说是“为国朝尽了忠”的！但这才刚刚过了几年，鞑子就翻脸不认人，连抓了功臣之后去换俘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这些汉官哪里还有一分安全感？
不过这正是李元利喜闻乐见的事情。
李元利已经得到军情司密报，知道鞑子已经不会再来换人，但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置郎廷佐和达素。不过管效忠和明安达礼，却必须要安置了。
当初这二人投诚之时，李元利曾经答应过他们，只要立下功劳便可将功赎罪，这两人引大兴军从神策门入南京，轻而易举就破了城，算得上是大功一件，李元利当然不可能再去追究他们原来的罪责，而且还在他们投降的消息没有传到燕京之前，就用鸽信令燕京军情司的人员将他们二人的家眷从燕京救了出来。
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管效忠和明安达礼以李元利感恩戴德，因此李元利现在也可以放心地使用他们。
按李元利原来的想法，是要将他们和明安达礼麾下的四百多蒙古马军当成骑兵教官来用，但自从军情司将两人的家眷救回南京之后，李元利却改变了想法。
管效忠暂且不说，这明安达礼可是蒙古科尔沁部落的人。
科尔沁部在满清入关和征服各部落的战争中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为满清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位列蒙古二十四部之首，是满清统治蒙古地区的重要依仗力量。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李元利才决定重新考虑对他们二人的安排，不再想着让他们去做骑兵教官。
没有成建制的骑兵，这是大兴军现在唯一的短板。
大兴军的战场即将转移至关外，在茫茫的草原之上，没有机动力极强的骑兵，首先就落了下风！就算大兴军的步兵对战之时能够战胜骑兵，但骑兵要脱离战斗，他们也只能干瞪眼，这种情况李元利当然不愿意看到。
征服蒙古诸部，将马背上长大的牧民变成自己的骑兵，这才是李元利现在最大的目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最好用的招式还是和解决西南土司一样，将部落中掌权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全部干掉，再慢慢地拉拢同化那些牧民。
不过蒙古各部和西南土司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居无定所，时常迁移，而且普通牧民和汉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如果像对待西南土司一样处理，那肯定行不通。
因此明安达礼这个蒙古“黄金家族”的后人，就成了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