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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某数，识某文。
注释
首：首要、重要。
次：其次、次要。
见闻：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知某数：认识数目。
识某文：明白文理。
做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道理，接下来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并且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学和文化知识。
心解
博闻强识
“首孝弟，次见闻”在全篇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前一句是在总结之前的内容，后一句则引出下文。以数字来概括知识要点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简明扼要、容易记忆的特点，因此有了“知某数，识某文”。
古人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因而人们应该在端正学习方向的前提下广闻博知。“首孝弟，次见闻”正反映的是古人这种重视德育的思想。《论语》中有这样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行”和“文”分别指的是道德行为和文化知识。孔子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文化知识教育之前。除孔子外，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强调过这一点。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随之提出“好学”、“力行”、“知耻”三个步骤，特别强调“知耻”是做好“好学”和“力行”的原动力。
在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方面，古人强调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人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古人却没有定论，现在一般的解释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更深层次的意思是：透过物质的表面而了解其本质，从而达到智慧的境地。这就给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看事看物，甚至看人都不能仅从表面入手，应该尽力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到达“至善”的境界。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礼记·大学》有这样的说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要研究物象必定要知道物象的根源和枝末。要通达事理，就必定要明白事理的先后得失。那么如何“知人”呢？古人认为首先就是要看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历史真迹，因为文学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自然状态，而历史真迹是最为客观的存在。其次，就是要了解哲学，因为哲学是一个人思想的足迹。
除此之外，古人还认为外出游历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必要步骤。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英国培根就说过：“对年轻人来说，游历是教育的一部分”，这和我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不谋而合。这是我国古人治学的态度，也是古人对于做人的一种终极追求。生活在全新时代的我们，除了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以及书本中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网络，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俗话说“有得必有失”，确实不错。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工具极易使我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迷失方向。更为可怕的是，这让我们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不会主动地学习和思考。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在试题下面写着“百度一下，就知道”的中学生的试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注释
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数由一开始，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百，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万。
心解
数
这四句话讲的是数的基本知识。数学是我国从古至今的基本教学内容。《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所谓的“六艺”，数学就是其中之一。和我国类似，西方国家有“七艺”教育——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其中也包含了数学，可见人们对数学教育的重视。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介绍“六艺”的内容。
数学古称算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学问的基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656年，唐初统治者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数学的发展，出现了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明清时期，我国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中西融合的阶段。由此可见，数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结果。人们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同时受到归纳、推理思想方法的训练。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当前，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规模联网，依据数学所作的创造设想已经达到即时试验、即时实施的地步。数学技术将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直接、最及时、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实用技术。
何谓“礼”？古人认为“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自古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曾为司礼之官，且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古时的“礼”并不仅指礼貌和礼仪，更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称之为“礼治”。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孔子也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他认为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是“天下之通义”；人们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兴，刑罚中；礼之用，和为贵。他还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
关于“乐”的内容，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
“射”在这里指的是射箭；“御”是指对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由此可见古时人们对射箭的重视程度。同样，由于战车是当时重要的军事装备，因此驾驭技术在战场上就非常关键。驾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内容。
“书”指的是在文字方面的学问。汉语是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结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感受其魅力。
古人用这六艺来衡量人才，作为一个人立足的基本素质。“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高级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是初级阶段的必修课。当时，只给予庶民子弟以“小艺”的教育，只有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也就是能受到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学习。在今天，人们又赋予了“六艺”以新的内容。礼，指的是礼仪、礼貌，类似今天的德育。知书更要达礼，力戒傲慢无礼，尤其不能因熟而失礼，一个有知识又彬彬有礼的人，在职场中会如鱼得水。乐，指的是音乐，类似今天的美育。如古人工于琴瑟，意在加强修养，今人虽有高学历，往往给人浮躁之感，就是因为底蕴不厚，内涵不深，缺乏后劲。射，指的是射箭，类似今天的技能。大学生不如中专生、技校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眼高手低，光会说不会练，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就业难也就不足为奇了。御，指的是驾驭马车的能力，类似今天拥有驾照。实际上不管是会开车，还是会外语，都会让你视野开阔，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书，指的是书法绘画，可引申为形象思维。文字不光是表情达意，还可锻炼手的灵活性。手勤则脑灵，手巧则脑聪，可惜今人过分依赖电脑，手写汉字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疏远。数，指的是算法，可引申为逻辑思维。“六艺”的具体内容具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其文武并重，知能兼求以及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学科的难易程度而区别教育的思想却是永恒的。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注释
才：基本的东西。
所说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个方面。所说的“三光”指的是日光、月光、星光。
心解
三才三光
这四句讲的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自然世界。“三才”的说法出自于《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是，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是要用它来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所以确立天道为阴与阳，确立地道为柔与刚，确立人道为仁与义。天、地、人就是“三才”。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炎黄曰：所谓道生一，意即无极生太极；一生二，为太极生两仪；二生三，为阴阳交感化合。由此形成了“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这也进一步成就了中国文化中天地人“三才”的基本框架。《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如今“天地人”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在很多公司的办公区的绿化区域经常可以看到分别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上善若水”的巨石。这三尊石刻，正蕴含着天地人的传统人文思想。“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应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厚德载物”也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上善若水”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除此之外，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会徽也体现着这种思想。在会徽所使用的色彩中，红色，寓意着太阳；深蓝色，寓意着蓝天；绿色，寓意着大地。三种颜色的三个笔画综合起来成为一个运动的人形，即为“天地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现代人追求运动的和谐，人的自身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日月星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光天体，古人称之为“三光”。太阳是阳的精华，月亮是阴的精华。在我国传统中，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行星，包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称为五大行星。第二类是宿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八星宿。在中国古代最令妖邪胆战心惊并且法力无边的四大神兽就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了。在上古时代，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苍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玄武为北方之神。实际上是把天空分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因此，有了二十八星宿。第三类是经星，是指上述两类星星之外的恒星。古人还编著了《步天歌》将天上的星象串联成琅琅上口、简洁通俗的口诀。
古人不明白天体起源的科学道理，但是从来没有停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都是先民对天空的猜测，虽然没有科学性，但它们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这里有科学的进步，但是为坚持真理的而进行抗争的人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对象。1969年7月16日，美国人率先登陆月球，完成了人类探索外太空的第一步。从此，月球上留下了人类清晰的足迹。1962年11月，苏联发射的“火星1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1亿公里时与地面失去联系，从此下落不明，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却是人类探测火星的开端，开启诸多后来者。1965年7月，美国“水手4号”飞近火星，从距火星1万公里处拍摄21幅照片，人们获得了关于火星的理性认识。可以预见，在未来，人们对太空的探索不会停止，人类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
注释
纲：本意是拉网的大绳子，在此指代主要的或处于支配地位的事物。
义：法度。
亲：亲近。
顺：和顺。
所谓的“三纲”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心解
三纲
《三字经》中的“三纲”和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同样是说明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但是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非常关键。《韩非子》：“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妻对夫要节；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三纲”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三纲”是“三才”在社会领域的反映。君为臣纲效法天道，父为子纲效法地道，夫为妻纲效法人道。从“三纲”中还引申出“六纪”和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并要求绝对服从。这些今人看来有些可笑的要求，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三字经》中的“三纲”更侧重强调君臣之间的法度，父子之间的亲近以及夫妻之间的和顺。
所谓的“法度”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孔子曾经对前来询问治国之道的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换言之就是要各尽其责。古代对君臣关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君仁臣忠。君主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多施行仁政。臣子要忠于作为国家化身的君主。“忠”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要指出君主的过错。下面讲一个出自《左传》的“两全其美”的故事：
晏婴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他经常劝齐景公要爱民，但齐景公却总是扰民。有一次，齐景公强令民工大兴土木，闹得齐国民不聊生，众百姓苦不堪言。正巧晏婴出使回国目睹了这一情景，他马上进言齐景公不要造台，齐景公总算同意了。晏婴却不急于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工地，催促民工抓紧干活，稍有懈怠，就以鞭子抽打。晏婴骂累了、打累了，这才回家。他刚离开工地，齐景公的传令官就到了，下令停止施工，民工解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民工一听此令，齐声欢呼，好像遇到大赦一般，高高兴兴地赶回家去了。晏婴这样做，是有意把“贤名”让给君王，把“恶名”留给自己。孔子对此极为欣赏，说他既纠正了君王的过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义。当今社会没有了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君臣关系”了，其实我们不妨将“君”换成国家，把对君主的忠诚转化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历来父亲与子女的关系都很微妙。古时要求子女对父亲绝对服从，现在两者之间则有了更多的温存。现在多数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外奔波，因此没有很多时间来照料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对于孩子来说，父亲的教育和表达关怀的方式，更偏向于理性，因此更具吸引力。这就需要父亲更多的付出，放弃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下班之后，不看电视，特地挤出一些时间和孩子接触和交流。
提到夫妻关系，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举案齐眉”的故事。东汉初年的隐士梁鸿，字伯鸾，博学多才，家里虽穷，可是崇尚气节。由于梁鸿的高尚品德，许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谢绝他们的好意，就是不娶。与他同县的一位孟氏有一个女儿，长得又黑又肥又丑，而且力气极大。她说：“我要嫁像梁伯鸾一样贤德的人。”梁鸿听说后，就下聘礼，准备娶她。孟女高高兴兴地准备嫁妆。可是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孟家女就来到梁鸿面前跪下，说：“我犯了什么错吗？”梁鸿答道：“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衣，并能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老林中的人。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缟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孟女听了，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你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妾早就准备好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便将头发卷成髻，穿上粗布衣，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状，大喜，连忙走过去，对妻子说：“这才是我梁鸿的妻子！”他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后来他们一道去了灞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隐居生活。不久，梁鸿夫妻二人迁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梁鸿一家住在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给人舂米为生。梁鸿每次归家时，孟光备好食物，低头不敢仰视，举案齐眉，请梁鸿进食。皋伯通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心想：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对他如此恭敬有加，那一定不凡。于是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入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梁鸿因此有了机会著书立说。
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三纲”等同于封建伦理道德加以摒弃。父子之间的亲近、夫妻之间的和顺是永恒的内容，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时，运不穷。
注释
曰：叫做。
运：运转，光阴循环，一年又一年。
穷：尽头。
四季分别叫做春、夏、秋、冬。这四时季节不断变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心解
四季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因此特别重视对气候和天文的观察。在我国文化里面发展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我国的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传统科技的一部分。我国人民很早就注意到了气候的四种变化。到了周代，我国已经有了关于四季的明确划分，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季节与北斗七星运行的关系。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季节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为了便于记忆，人们还特意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是这样：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基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古人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就是古人对这种认识的结晶，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道家明确把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来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以无为为宗旨，返璞归真，回归到无智无欲的“小国寡民”社会。人类行动的目的就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道教的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向往和追求田园诗般的生活。这似乎也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寄居”吧。
和道家相比，儒家“天人合一”观念更富于现实性，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禅宗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角度看，仍有些类似于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因此禅宗有这样的语录：“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
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新阶段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同样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主张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中医学从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出发，把顺应四时放在诸法之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人类已经形成了与四时气候相应的生理节律，因此需要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人体的“小宇宙”要顺应自然这个“大宇宙”。《黄帝内经》强调：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具体来说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种原则需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被名利所牵绊的人们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啻为一剂清心的良药，让人们重新获取身心的自由和解放。
曰南北，曰西东，
此四方，应乎中。
注释
应：对应，相应。
“四方”分别叫做东、南、西、北。与这四方相对应的是中。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各个方位才能得以确定。
心解
四方
古时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在商代，先人就已经完成了对大地上四个方向的划分，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天然的指示牌。在古汉语中，“东”字像太阳从树林中慢慢升起；“西”字则像一只在太阳落山后归巢的鸟在树上栖息。中国人还把四方同四季联系起来，把东方视为春之地，把南方视为夏之地，把西方视为秋之地，把北方视为冬之地。人们还确定了五岳，而且封建帝王每年都会派遣官员去祭奠这些山脉，并认为这是无上的荣光。
其实，东南西北都是人们臆设的方向坐标，茫茫宇宙之中哪里有方向呢？《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东南西北的方位只是相对的概念，只要确定了“中”，这四个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在上古时代，几乎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中心，我国也不例外。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就自称自己居住在“中央之国”，并相应地称生活四周的人们为“夷”、“蛮”等（夷、蛮起初并没有歧视的意味）。现在一直在使用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央之国”的简称，而并非单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关于“中”的规定性，其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转换为一个关于“时”（时间）的过程，从其过程特征中去找到“中”。简单地说，任一过程都有“始”和“终”两端，而两端之间的部分就是“中”。我国先贤关于“中庸”的主张会在后面详细讲解。
“中”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筑的“中轴线”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东西对称分布着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的。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也建筑在这条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数。
注释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万物的要素。
本：根源。
数：易数，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数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分别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尚书·洪范》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战国晚期人们就提出了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并且已经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具体见下图。
《三字经》中说五行“本乎数”是为什么呢？古人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分成两组与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数”，即“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就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中。我国中医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强调尽力适应自然规律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除了医学，这种思想在文学、易学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仅是自然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五德”就是五行之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替，同时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开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称帝，皆沿用五德之说。例如，秦代自称是应水运，因此崇尚黑色，以六为量度的规格。汉朝取代秦朝，就是应土运，崇尚黄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朝的年号都是以五年为周期更换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人用来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其科学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将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盘否定。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注释
五常：五种基本德性。
紊：纷乱、杂乱。
五常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常识，不允许紊乱。
心解
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白虎通》对“五常“的具体解释是：仁是仁爱；义是得体；礼是合乎规范；智是明辨是非；信是专一守信。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德性是需要人们永远坚持的，因此称之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谓“仁”呢？“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告诉人们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从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谓“义”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通过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比方来告诉我们义比生命更珍贵的道理。司马迁、苏武、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朱自清等等都践行着舍生取义的人生原则。古人还用义和利的比较来说明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
何谓“智”呢？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并认为“智”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孔子说：“好学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认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何谓智？先言后当。”
何谓“信”呢？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墨子也给后世留下了“言不信者，行不果”的名言。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卖酒的老翁，在一条小街上卖了数十年的酒，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非常红火。一天，老翁出门办事，让儿媳照管店铺。还没到中午，一坛酒就快卖完了，儿媳一想，何不在酒中掺一些水，不是就可以多卖点钱了吗？于是，她趁人不注意，便往坛子里加了一些水，一坛加水的酒仍然不到晚上就卖完了，并且还多卖得一些钱。老翁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直拍胸脯。儿媳不解，老翁告诉她，一个生意人最重要的是讲究诚信，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誉毁于一旦。可见，我国先民数千年来一直履行着“信”的原则。莎士比亚说：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我们不能把诚信挂在嘴边，而是要把诚信落在实处。而莎翁口中的“实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和细节。
不同的人对“五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在商人眼中，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在有志者眼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赢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在革命者眼中，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经过几千年的深厚积淀，“五常”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同时时代也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愈加焕发理性的光芒。
稻粱菽，麦黍稷，
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
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
梁：粮食作物，粟的优良品种的总称，古代又称为“禾”。
菽：油料作物，豆类的总称。
黍稷：粮食作物，去皮后称黄米，比小米稍大。一般将黍、稷统称为稷，分别来说，煮熟后有黏性的叫做黍，没有黏性的叫做稷。
豕：猪。
稻子、小麦、小米、豆类、玉米和高粱，这“六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物。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畜”经过人们的驯化后，也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心解
六谷六畜
六谷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谷物，最早见于《周礼》。《吕氏春秋·审时篇》记载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谷物。很明显，稻、黍、稷、麦、菽、麻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所谓五谷之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六谷这个概念在不断演变着，最后只是粮食作物的总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大约六七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成功驯养了马、牛、羊、鸡、狗、猪，后人称为“六畜”。对动物的成功驯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出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
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国先民就已分别在黄河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种植粟、稷和水稻了。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已有稻、麦、粟、稷等农作物的名称以及与田、圃、囿、畎等有关土地利用的文字。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因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等。有人统计，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主要有：谷类作物的粟、稷、水稻、荞麦；豆类的大豆、毛黄豆；蔬菜中的白菜、萝卜以及果树中的桃、李、杏、梨、柑桔等。作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我们祖先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并进一步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丰富世界人类的物质生活，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开展集约经营这一道路前进的。我国是历史上有着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据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在经过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很早就使用了连作的土地利用方式。宋代以后，就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地少人多的矛盾已较突出。因而向水夺田，与山争地的修造围田和梯田的活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增加生产，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提高复种指数，而这一措施，愈到后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冬麦的推广，最晚在汉代的北方一些地区已出现了两年三熟制。到了宋代，在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明代之后五岭以南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的急增，间、混、套复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从而使紧张的粮食供应得以有所缓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曾具体提出：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国家之一。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靠施用肥料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可能始自商代，但那时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到了战国以后才较为普遍，形成“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篇》）的观念。这种观念和西方农业只关心“从土壤中获得最大量的粮食和肉类，以满足其需要，而尽可能不归还从土壤取出的决定其产量的物质”的掠夺式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曰喜怒，曰哀惧，
爱恶欲，七情具。
注释
哀：悲哀。
惧：恐惧、害怕。
恶：憎恶。
欲：欲望。
具：具有、具备。
人有七种情感：高兴、愤怒、悲哀、恐惧、喜好、讨厌、欲望。
心解
七情
“七情”的说法最早见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佛教中也有“七情”的说法，指的是“喜、怒、忧、惧、爱、憎、欲”七种情愫，与儒家的“七情”大同小异。“七情”在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稍有变化，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中医认为，这七种情感应该掌握适当。如果掌握不当，例如大喜大悲、过分惊恐等等，就会使阴阳失调、气血不周，从而这种精神上的错乱会演变到身体上，从而引发各种病症。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活在世上，人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彼作家者，感乎外物，动之于心，春草生而心悦，夏鸟鸣而情怡。飒然风至，草木变衰，悲从中来。若夫隆冬时节，天降大雪，素裹千山，观之兴起，于是文人饮酒于秀阁之中，唱和于玉树之下。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也。至于世道兴微，波及文客，则更不待言。是以屈原之作《离骚》，魏武之作《嵩里行》，杜甫之作‘三吏三别’，皆时事使然也。目之所视，身之所遇，有所感而发之笔端，遂成佳作。”正是因为这一点，古时的经典创作才能跨越时间的障碍，依然在在现代人心中引起激烈的共鸣。然而当理智和情感出现冲突时，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儒家肯定人们会有正常的感情的同时主张用理智来约束情感，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说的“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颜回去世，孔子虽然非常难过，但坚决不让其他弟子厚葬颜回。因颜回生前无官职，按礼仪不能用车下葬。孔子严格按礼来办事，甚至说即使是自己儿子也应如此。
儒家经典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对人情感与理智的陶冶和调适作用。儒家一方面肯定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抒发诗人的内心情感，并且以情感人，使读者受到情感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反对在作品中过分宣泄情感，要求文人的创作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要表现合乎伦理道德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因新旧党争接连被贬之后曾作一首《踏莎行》来抒发自己内心无限的无奈和悲苦。原文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这样评价这首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因此，王国维先生就非常赞赏“可堪孤馆闲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而对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则不太喜欢，因其过于“凄厉”而失去了“中和”之美。
用理智来约束情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修养达到平和的状态。平和的人，厚德载物，拥有容人雅量，处事方圆得体，对人宽严得宜。平和的人，冷静待人，理智接事，身处闲处，心在静中。平和的人，表面平淡，实则内聚，心中有磐石般的意志，胸中有经世济邦之策。其心，天青白日，其才，玉韫珠藏。平和的人，执热情而不做作，忠诚而不虚伪。信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纯心做人。平和的人生，是和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
匏土革，木石金，
丝与竹，乃八音。
注释
匏：葫芦。
革：皮革。
金：金属。
丝：丝弦。
我国古代人把制造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即葫芦、陶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音”。
心解
八音
《周礼·春官》中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这也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匏是指用葫芦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笙、竽等。土是指用陶土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埙等。革是指用皮革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鼓等。木是指本质的打击乐器，包括柷、敔等。石是指石质的或者玉制的打击乐器，包括编磬、特磬等。金是指用金属（古时多用铜）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编钟、特钟、铙等。丝是指通过丝弦发生的弹奏乐器，包括古琴、古瑟、琵琶等。竹是指竹制的吹奏乐器，包括箫、笛、管、篪等。
古代乐器主要有埙、缶、筑、排箫、箜篌、筝、古琴、瑟等，乐曲一般缓慢悠扬，主要是为了适合宫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到汉朝和唐朝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西方主要是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的音乐和乐器大量流入。汉唐时期国力强大，心胸宽广，善于吸收其他文化，源于外国的乐器如笛子、筚篥、琵琶、胡琴等大量为中国音乐采纳，经过改良发展后，逐渐将中国原来的乐器排挤出乐坛。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宠爱，始终作为独自欣赏的乐器流传了下来之外，正式在公众中演出的乐器几乎都是外来的。这些造型特色各异的乐器，以它们美妙丰富的音律，合奏出悦耳动人的声音，抒发出人们的各种情感。
古代《晋书·乐志》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微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这说明我国先人认为音乐中的“五音”可以把握人的性格与行为。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可见，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食粮，且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古时“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指出古时的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本人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乐、乐教还体现着他自己独特的乐感、乐论。在《论语》中，《韶》与“郑声”是孔子树立的正反两个“典型”，而对二者所持态度的强烈反差突显着孔子乐的取向。“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人若不仁，乐则不乐。因此，孔子强调乐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并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在现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有一处规模不大的淡灰色仿古建筑，门内北墙正中，镶嵌的石碑上刻着“孔子闻韶处”。孔子还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而其“乐正”就是正淫乐以归于“雅乐”，正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另外，儒家还把礼乐是否正常作为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志。孔子就曾以“礼崩乐坏”来形容周王朝的衰落。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和音乐相关的词语：知音。知音来自于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典故。人们常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可见知音的宝贵，可遇而不可求。《三国志》与《晋书》上记载的两个人物，陆抗和羊祜。陆抗和羊祜分别魏、吴两国的将领，羊祜在襄阳为官，陆抗镇守荆州，两个人你想统一我，我想灭掉你，但却丝毫不妨碍二者是知音。陆抗病了，羊祜赶忙送药来，陆抗手下东吴将领全部劝陆抗不要吃。陆抗答道：“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汝众人勿疑”，然后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陆抗知羊祜爱饮酒，就送上自己亲手酿造的佳品给羊祜品尝，羊祜部将陈元劝别饮恐有诈，羊祜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然全部喝下。这就是知音，日月同辉，磊落情怀，成为千古佳话。金庸先生在其作品《笑傲江湖》中就描写了“魔教”的曲洋和“名门正派”的刘正风之间一段超越派别、超越“正邪”、超越名利的知音传奇。梵高生前无人认同，最终以枪自毙，死后纵是遗画价高数千万美元又于他生前的寂寞何干；屈原忧国忧民，但朝廷中却无知音，赋完《离骚》逐水而眠；曹雪芹用血泪涂写成了《红楼梦》，最终泪尽而逝。当今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高科技的手段满足自我所有的物质欲望，但是人们的心灵却处于真空中。我们急需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者，来完成辗转的人生旅途。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伦。
注释
高：高祖，祖父母的祖父母。
曾：第一个“曾”指曾祖，祖父母的父母；第二个“曾”指曾孙，孙辈的子女。
祖：祖父母。
身：自身。
玄：玄孙，孙辈的孙辈。
九族：高祖、曾祖、祖辈、父辈、自身、子辈、孙辈、曾孙、玄孙。
伦：次序、辈分。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亲，父亲生我本身，我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由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接下去，就是玄孙和曾孙。从高祖父到曾孙称为“九族”。这“九族”代表着人的长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统的承续关系。
心解
九族
古人都是以“九”为大数，所以有“九九归一”、“九九归原”的说法。“九”有时也用来表示极限，如天分九层，最高的为“九层天”，还有成语“九霄云外”等。另外，“九”这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据说“九”这个字是从龙形（或蛇形）的图腾演化而来，所以这个字就跟龙一样具有神圣的色彩，因此古人以“九”来比喻君王。当然君王更愿意跟此相联系。“九”代表着最高的权力，享受最高的荣耀。古代常用此来形容帝王的地位，如“九五之尊”，连官员拜见都要实行“三拜九叩”。在古时还有一个和“九”有关的词——“九族”。在史书和电视剧中我们还会经常听到“株连九族”这个很残忍的刑罚。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我国古代，家庭组织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人际关系都和家庭组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家族，古时有“三族”、“七族”、“九族”的说法。“三族”指的是包括自身在内的父辈和子辈，庄子等其他学者则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七族”是指曾祖辈至曾孙辈。明朝有一郑姓大家族七世同居，有一千多人（另有一说为八百多人）。家族的领导叫郑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臣子。明太祖看他能够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很是佩服他，就封给他一个“江南第一家”的称号，之后还出了一个题目考验他。朱元璋命令两个侍卫送了两个很大的水梨去给郑廉。看他如何把这两个水梨公平地分配给他的一千多位族人。郑廉拿了两个大水梨后，把水梨打碎，水梨汁溶进水里，每一个人舀一口，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尝到了梨。
从汉代起，“九族”有经学上的今文和古文两种解说，各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古文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安国、马融和郑玄。他们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理的基础。唐、宋以后，“九族”古文说在国家法律中获得正式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三字经》就采用的是这种说法。今文说的代表人物是许慎等。他们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在古代，“九族”的亲属关系是和当时社会的礼法制度密切联系的。如果有一位亲属去世了，与之相关的亲属都要根据自己与这人的亲疏关系穿相应的孝服，守相应的孝期。在古代这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同样，如果有一位亲属犯罪，尤其是罪名严重，与之相关的“九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封建社会实行残酷的株连法，一人犯法，往往要被灭“九族”，即“株连九族”。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于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吴子胥为报家仇联合吴国讨伐楚国就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时期开始出现“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来这种刑罚愈演愈烈，由“三族”、“五族”发展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在“九族”之外又加入了师生一族。当时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时称“瓜蔓抄”。
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日“九族”有了很大变化，其亲属之意已经淡出，变成了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泛称。
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注释
恩：恩情。
从：和顺。
友：友爱。
恭：恭敬。
友、朋：古人把朋解释为“同师为朋”，把友解释为“同志为友”，后来合称为朋友。
敬：庄重。
忠：忠诚。
义：此处指行为准则。
父亲与儿子之间要注重相互的恩情，夫妻之间的感情要和顺，哥哥对弟弟要友爱，弟弟对哥哥则要尊敬。年长的和年幼的交往要注意长幼尊卑的次序；朋友相处应该互相讲信用。如果君主能尊重他的臣子，臣子们就会对他忠心耿耿了。以上提到的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这是人人都应遵守的，千万不能违背。
心解
十义
这里讲的就是儒家著名的五伦十义。五伦最先见于《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则出自《礼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伦十义来维系的。五伦十义固然体现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关系，但从社会生活方面看，它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即使在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五伦十义也是古时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教育强调学习知识之前要先学会做人，学习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正确态度，学习以正确的态度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协调个人理想与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个人的成功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教育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古时的“五伦十义”教育。
“五伦”中前面三种是家庭关系，后面两种是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不能脱离的最基本的关系。儒家认为五常是天道，五伦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间就表现为这五种伦常关系。例如，父子之间讲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间讲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间讲信，诚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间讲义，义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间讲礼，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称，能知道长先幼后，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乱。
五伦对应的是十义。父子之间要重恩情，子女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父母感恩子女是自己生命和梦想的延续。夫妇关系要和顺，虽说古时的妻子对丈夫绝对服从的要求已经过时，但是和气、包容地解决问题是永恒的目标，所谓“家和万事兴”。兄弟之间的原则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和睦友爱，最开心的就是父母。朋友之间要讲究诚信，彼此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才能算上是真正的朋友。古时君臣之间要坚持“君敬臣忠”的原则，这一点也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做领导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属下的要忠于自己的本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孟子在《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有人说，五伦十义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待他人要多一些善心和关爱，多一些诚实和信任，多一些礼让和宽容，多一些反躬和内省。这样，人际关系的和谐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