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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领导者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深厚学养、热忱为教、勇于承担……再度成为许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获得师父志开上人的允准，准备回家，这是我出家以来第一次探亲，正当喜不自胜时，太虚大师倡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放弃返乡计划，争取参加，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之一。
中国佛教会正筹组第一届大会时，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的噩耗惊动了整个佛教界，缁素二众无不哀恸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雳，镇日失魂落魄，顿感前途一片茫然，犹如日月无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从。因为我不仅是在为我个人的损失而伤感，也是为中国佛教的未来感到担忧。后来我想到同学智勇法师能写善说，文武兼具，遂一心追随，并多次去函表示欲将宜兴地方小学校长一职让给他做，请他速来领导。后来在某种机缘之下，我们连袂离开宜兴，抵达南京华藏寺时，我也拥护他当住持，并自愿做他的副手，接受领导，亟思竭智尽忠，共为复兴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我们相约分头努力，希望借此天涯海角，分灯为教。后来他从南京又回到宜兴，我从大陆来到台湾，从此关山远隔，音讯全无。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让我追随左右，奉行领导。所以，我观察良久，准备择主常随。在寻寻觅觅之中，我发现尽管有的大德长于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于时势分析，有的大德擅于政论批评，有的安于高位荣显，但都未能怀抱振兴佛教的理念。在茫然无主之余，我更加渴望能出现一位没有自私主观立场，而且真正关心整个佛教的高僧大德，来作为依止的对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经环岛弘法宣传团成立，我担任领队，追随团长南亭法师四处布教，秉持属下分担忧劳应有的态度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师经常指示我这样不能做，那样不可做，所以虽然合作期间从未发生争执，但心中深以为憾。尽管如此，我自始至终从未有不欢的场面，一直很庆幸自己还是能接受别人的领导。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圣法师组织台湾佛教会第一个访问团到世界各国访问时，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无奈身为发言人的我却不能发言。我有一种不被人尊重的感觉。虽然别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别人，最后才能圆满结局。
四十年前，有鉴于圣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旧习，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实践，我也曾一度为人编辑《人生杂志》，为人助印发行大藏经影印工作，希望借此推展佛教文化事业。但主事者仅想守成，与我开创的理念无法相符。虽然我并不满意他的领导作风前后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辞退时，他依依不舍，说我很适合跟随他工作。这可以证明一点，我懂得被人领导。
尽管世事无法尽如己愿，我还是十分尽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亲近新竹、桃园、苗栗三地佛教会理事长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记忆中，我所拟定的各种计划，回复的各种公文，不曾见他更动一字；所建议的各种事项，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安排，乃至会客、翻译，也未尝见他否决。不仅如此，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还承蒙他亲自带我跋山涉水，周游各个客家地区，例如竹南的狮头山、大湖的法云寺、竹东的师善堂，关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镇、杨梅，还有许多新竹、苗栗的道场，都感谢他的慈悲向导，让我结下许多因缘。记得有一天，太阳很大，他以一顶拿破仑式的帽子赠给我遮荫，直到今日，我仍参不透老和尚的肚里玄机。
我也曾做过《慈航法师全集》的助编，并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师，承其慈悲垂护，亲切接待。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每次来信皆以“云弟”称我，可谓厚爱备至。不幸年至六十时，正如人云：“慈航止于汐止。”我因而未能长期亲炙，受他领导，至今追思，深憾缘悭。
由于几次未能如愿地被人长期领导，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领导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后，我都是担任住持、会长、校长、院长、所长等职位，更加体会出“被人领导是幸福的，领导别人是辛苦的”。
这一路行来，我虽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领导人，但因为我甘干随缘、被人领导，不但悟出一番领导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之铭语诚乃掷地铿锵，历久弥新的至理。换言之，一个称职的被领导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须心悦诚服，放下“上、中、前”（请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间，走路走在前面）的欲望，捐弃己见，时时记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评领导者，更不可出卖领导者自我求荣，一个被人领导的晚辈不得利用领导者的名声，而且应该善于体会领导者的理念，勤于执行领导者的指示。春秋时代的乐毅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像刘墉的方正不阿，尽忠职守；和坤的八面玲珑，只顾私利，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被领导人。结果前者流芳百世，后者遗臭万年，实足以为后人深思简择。
对于徒众，我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总是循循善诱，观机逗教。大多数的弟子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服从领导，在工作岗位上勤奋精进，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顺从，心中却存深厚我见。对于这类人等，我也只好装聋作哑，忍痛见他受挫以后，悔不当初。有时，我也让一些弟子偶尔有机会充当我的管理人，让他们心里高兴一下。所以，在走路时，有时听到他们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后，我都无不遵守；在吃饭时，有时听到他们好心地要我吃这吃那，我也咸皆从命；乃至在开会时，弟子提出佳见，我均从善如流；在做事时，徒众另有良策，我也随喜接纳。也许正因为我与生俱来这种“被人领导”的性格，所以能与弟子融洽相处，和合无间。
至于我所创设的佛光会，各地协、分会的会长、干部等，大多为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大家在一个佛陀的人间佛教信仰下团结合作，所以我对于他们的领导也仅限于信仰上的指点，其他如感情、事业、友谊、婚姻等问题，我都避免干预。由于彼此认清界线，所以能凝聚共识，发挥力量。
在丛林中，住持虽贵为一寺之主，但举凡进出道场，都要遵守客堂规矩，事先告知头单知客；早先出家的师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须遵从工作伦理，服从序级较高的师弟领导行事。这就是佛教界的长老担任“领导人”和“被领导人”，以法制为尊，不计较名位的典范。放眼古今，可说最合乎工作的伦理，最合乎做人的艺术。
披览圣典，观世音菩萨本于无量劫前证悟佛果，号正法明如来，却甘于倒驾慈航，接受阿弥陀佛的领导，在世间应声救苦，所以娑婆秽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弥勒菩萨与释迦如来本为同参道友，但由于前者乐意做补处菩萨，接受后者的领导，使得来世的佛子有幸于龙华三会时，全部得度。诸佛菩萨尚且如此，身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更应放下尊卑大小的观念，以众生的福祉、世界的安乐为重。
翻阅史籍，周公辅佐周成王，后人不仅赞美成王的仁慈爱民，更对周公的廉能贤达叹服有加；魏征辅弼唐太宗，后人不仅称道太宗的察纳雅言，更被魏征的公忠体国感动不已；诸葛孔明辅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刘备虽明示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仍一心为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伯温帮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却甘于屈居其下，做一个谋臣，贡献良策。凡此无不成为佳话，传诵至今。因此“被领导者”虽干表相上地位较低，但只要肯韬光养晦，涵养人格，坚守岗位，公忠辅弼，其诸般成就即足以与领导者并称媲美。
在中国，经常将妻子称为贤内助，在现今男女平权的时代里，显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细推究，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母亲、妻子，何以为家？所以一个真正的贤内助应该具备贤慧、勤劳、能干、友善的条件。在欧美，重要人物的身边都有许多助理来帮他打点事情，中国的社会一向称之为秘书，无论是助理也好，秘书也罢，与要人比之，似乎都处于卑微的“被领导”地位，但一切要务若非助理、秘书的推动，则无法成事。所以身为一个被人领导的属下，除了要具备瞻前顾后、策划事务、人际融和、勤奋耐劳的条件之外，更必须有忠诚不二、通达情理、知进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视近利、欺下瞒上、逢迎攀缘、曲躬谄媚。
所谓“世事通达皆学问”，人间何处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看！红花必须要有绿叶的陪衬，才能显得出整体的美感；明月也必须要有众星的点缀，才可以表现出夜色的美丽。“被领导”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被领导者”能做得称职中矩，将一己融入别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扩大自己，成就自己。
（一九九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