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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借着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人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炼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人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嗔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惟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恩；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惟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符，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惟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元，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非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上演，不但轰动岛内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此片皈依佛教。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空军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队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惟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副倨傲怀疑的模样。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唯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者，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所以成为莫逆之交。记得一九五三年在宜兰念佛会，一位老居士对我说：二月份煮云法师要到高雄凤山，但他很喜欢在宜兰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调换。我想到大家同学一场，所以欣然答应，没想到后来煮云法师从花莲经台东来到凤山时，受到当地信徒的盛大欢迎，于是就在当地落脚。
一九六四年，我在寿山寺创立佛学院，特邀煮云法师前来授课。他每次来，信徒供养的水果、从报摊上买来的杂志都放在桌上，甚至厨房里好一点的菜，总是先被他的弟子收去给他。我的弟子三番两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们说：“煮师和我数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弃和我同住，我没什么好供养他，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同道们都称煮老为“上、中、前”的法师，因为他每次用餐时习惯坐在“上”位，照相时喜欢坐在“中”间，走路时自动走在“前”面，唯独外出买车票付钱时，他一定“后”退，由我付钱。次数一多，我的弟子又发出不满的声音，我经常告诉他们：“钱就是要拿来用的，不劳你们为我担心！”
煮云法师对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后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我们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为止。
一九五五年，我着手筹建高雄佛教堂，没想到从开工伊始，人为纷争即不断发生。我一生做事，觉得完成使命才是重点，从未在利上和人“比较、计较”，所以一落成以后，便交给我过去的师长月基法师主持。
后来，我以此为据点，创建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在岛内外发展一百多个佛教事业单位。回想来台四十年，之所以能为佛教做这么多的事，不在于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随我的弟子也都与我一样，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体创作，所以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于今我云游世界讲经说法，海外华人问我应如何出人头地时，我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较、计较”，而应抱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奉献服务，和大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树木因为承受风吹雨打，所以浓荫密布，众鸟栖息；海水因为不辞百川，所以宽广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较，不计较”的胸怀，才能涵容万物，罗致十方。在佛教里，禅门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要我们不在表相上分别“比较”；《心经》所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要我们不在外境上执著“计较”。唯有超越对待，我们才能和虚空一样，随缘自在，任性逍遥。
（一九九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