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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天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说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说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敌。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顶点，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小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天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小。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说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
人类的历史基础，从来就是经济基础，从来就是物质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歌颂英雄，我们的文学历史夸大某个人的精神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经济，自己擅长什么就吆喝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有人认为某个历史的走向，是某人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某件具体的事来说，是有的。但对历史的大趋势来说，经济方式和技术能力，物质因素，总是决定性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刘邦的历史时，赞扬韩信的多，赞扬萧何的少，这是不对的。照我看来，一个萧何，至少可以比得上两个韩信。
我把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到看二十四史的体会之中，得出很多与前人评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我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意思。
弹性，这个词，原来是物理学的，后来进入经济学，但最近，我发现也可以借鉴这个词，来解释心理现象。
弹性，是指顶点与底线之间的距离和伸缩空间。但在心理上，有人被压缩了，却弹不起来，那是因为压缩力度过大，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弹性失效，心理失去平衡。这就是底线。一个人在心理无限膨胀时，会踢到社会的铁板，被社会绞灭，或者自我疯狂，被自己冒顶，进入狂躁之中，这也许就是顶点吧。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砍，你怕不怕？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当超越弹性范围，心理就超过边界了。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如何设定这个理论上的底线和顶点呢？有一个工具可以借鉴一下，就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关于肉体生存的，比如食物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最顶层是关于精神需求的，比如尊严的需求，自我的实现。
心理弹性的理论分析结构出来了，我们就得考察具体的心理现象。
用一个心理学家常用的极端测试法，我们分析一个人在事情最顺利时的心理状态，或者一个人在遭遇最困难时的心理状态。
由于心理状态是内心活动，我们不好精确判断，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及行为，大致推断。
我想起当年在部队，一次指导员在跟骨干开会时，我作记录。指导员在培训班长们的管理能力，在讲到事故处理的部分时，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事故和灾难发生后，指挥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面对和解决问题永远是指挥员第一考虑的，追究责任最多排到第二位。”
但我们平时发现，任何问题出来，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班上，有人钱包不见了，战友的反应可能有五种情况1、这是谁偷的？2、也许丢在其他地方了，多找找。3、快告诉班长，让他来处理。4、反正不是我偷的，我当时又不在场。5、我的钱包没掉吧，你掉了钱包，与我没关系。
看看，第一反应的不同，就反应不同的心理习惯。我们将其分类，可以分三类。第2、4种反应，是面对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这两种人是具备组织领导者潜质的。第1、4种反应是责任追究型的，最多起一个监督者的角色，或者做些事务性的具体工作，做领导，差点。第5种反应，是逃避型的，这种人不具备担负公共职责的条件，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
在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比如一群人围着一个菜摊子挑菜，不知道是谁把菜摊子挤倒了，瓜菜散落遍地都是。此时，人们的心态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就不同了。有的会直接帮忙把瓜菜捡起来，帮助支撑菜摊，恢复正常。这是面对解决型。有的会直接问：是谁挤垮的？怕是要赔点钱哟。这是责任追究型。当然还有的说，我没挤到，肯定不是我挤的。更有甚者，当摊子垮掉之时，他迅速溜一边逃离，摆脱责任。这两种都属于逃避型。
在命运遇到巨大问题和困难时，人们的反应也不一样。比如岳母，当妍子一身坏毛病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她没打没骂，她在寻找解决办法，当她意识到她本人改变妍子有困难的时候，就寻找能够改变妍子的人，那就是我。她锲而不舍地努力，保持积极的长远的行动和随机应变的弹性，终于，我成了那个改变妍子，成功止损的人。当妍子第一次流产，她没有抱怨没有检讨，只是积极做好后续工作，勇敢面对事实，并且将解决问题的重担，与我一并挑起，成功地让妍子摆脱了心理的困难期。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人会埋怨命运的不公，有的人会埋怨他人的错误，有的人只会哀叹，自怨自艾，在心理上惩罚自己。这些都是责任追究型的。心理强大的人，只是面对问题，尽力改善。不回避责任，不躲避事实，这就叫做勇敢。比如敦煌的老刘，他的命运几乎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谁，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坦然面对，这是勇敢。
所有的勇敢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办法逃避，被迫勇敢，不管他是困兽犹斗还是狗急跳墙；一个是强大的自信，我能所以我敢，不管这种自信是来源于无知者无畏还是来源于心理习惯。
这些心理反应类型，与我前面所说的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如何建立分析模式呢？弹性，是最好的分析语言。
我认为，从心理弹性的大小来讲，面对解决解决型的弹性最大，意味着他的心理最健康，最活跃，或者说是心理体验的宽度会导致他人生的延展性更好。其次是责任追究型的，其心理弹性弱一些，但能够坚持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情，这种人可以取得人生中他应该取得的东西。最小弹性的莫过于逃避型了，他们自动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缩小，极端保守的性格导致极端狭窄的人生。
反映在马斯洛的结构中，比如我岳母和敦煌老刘，虽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取得的人生高度是相似的。取得尊重，并靠近自我实现，这是非常高的需求层次，他们都受人尊重。从邻里到家人，无人不尊重他们。当然，还有班长，他面对问题和困难之多，心理承受的痛苦之大，但他都一一想办法解决，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这是他应得的。从他干事业的目标看，从他以建立完整和谐家庭的目标看，他也算取得了自我实现。
在责任追究型的人中，最典型的普通大众的人格。安分守纪，不想吃亏也不想过分占别人便宜。比如我妈，比如王叔，比如我舅比如李二嫂。他们的人生获得生存和安全是可以的，要获得成功，全靠外力。比如我妈的成功，主要靠我。但他们要取得尊重甚至自我实现的价值，靠他们自己，可能性不大。
在逃避型人格中，几乎没有取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可能。他们在拒绝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同时拒绝了别的帮助的可能。自力不能进步，外力帮助不了，他们往往剩下的，就只有生存。
这是从底线分析。从顶点分析，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人拼命追求尊重，就会产生虚荣、嫉妒等心理反应，如果这种心理反复得到鼓励，如纨绔子弟的童年，要什么有什么，怎么想怎么干，缺乏自我约束，也缺乏他人约束，结果自毁前程，连生存都没保住，丧命于争斗或者犯罪之中。有人拼命追求自我实现，往往在有物质和社会条件时，为所欲为，心理膨胀，导致自我扩张，最后在受到挫折时，心理崩塌，一蹶不振。
物极必反，亢龙有悔。这都是跟谁说的？
比如隋炀帝，比如秦始皇，都是雄才大略的人，都有文治武功的人，得意时忘记收手。秦长城是始皇雄才大略的丰碑，也成了他的墓碑；隋运河是隋炀帝的标记，也成就了他的灭亡。他们要的太多，他们太自我，他们太想实现，结果走到了不能生存的反面。
我在想，我的两个母亲，我妈和我岳母，她们的心理类型为何如此不同？也许可以用物质原因来解释吧。
生存，对于她们这代人来说，都曾经是个问题。生于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哪个没遇到过生存问题。但是她们在寻找生存路径时，遇到的情况不同。
岳母在奋斗，做小生意做工厂，在浙江这个重商的环境中，得到政策的红利，她们的奋斗一步步都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努力后的正向反馈，形成了鼓励行动的机制，造成了克服困难并战胜困难的习惯。所以，她敢于面对，是因为她曾经面对的诸多困难，都已经被她战胜过，她从一次次胜利中，取得了自信。
而我妈呢。她也努力过，努力哺育我，努力与我父亲经营农村那个家，起早贪黑不得休息，不可谓不努力。我父亲为了挣钱到煤矿打黑工，但得到什么呢？得到了更大的困难，父亲残废了。当所有努力的方式行不通，所以精力的投入不见效，人就感到绝望。当自己的努力没有作用时，当自己无法面对时，就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王叔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外力的存在。虽然她不确认这个外力是否真有力量帮助她，但病急乱投医，总比死守原地要好。不试试，咋知道呢？我母亲从没因自己的努力，改变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正向回馈的激励，以至于这样乐观的人，这样能够忍受苦难忍受屈辱的人，也被迫从面对解决型退了下来，如果，她曾经有的话。
没有战胜困难的经验积累，没有物质改善的心理回馈，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有对生存失去的恐惧。我们的心理有生存的底部，但这个底部，我们害怕打击。这个层次需求论的金字塔结构，如果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那么他是无畏的。如果是建立在泥沼中，它一受打击，生存的底线就会被淹没，我不敢，是因为我曾经在泥沼中挣扎，我曾经被淹没过，自己没爬起来，活到今天，还是被别人搭救。
这就可以解释王班长的强大了。
因为他的金字塔是建立在花岗岩上的。他的家庭在县城，算是中等偏上了。既没有农村人当时的生存忧患，也没有大城市里的攀比危机。他在县城家庭的庇护下，从没因生存而焦虑过，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稳固的花岗岩。
当底部稳固后，人就向上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他反复受到正向激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聪明他的条件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他是幸运的，他的家庭是成功的，他的事业，干了不少行当，接连成功，这就是鼓励。在这种不断的鼓励之下，他输得起，所以就豁得出去。
他所追求的自由，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但是，边界在哪里呢？他的财富在膨胀，行动在膨胀，何处是他歇息的目标呢？难道，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测试自己可能达到的边界吧。但这种测试，与隋炀帝与秦始皇的心态，有何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会不会遭遇毁灭呢？
也许时代变了，规则变了，人的发展虽然有极限，但也没有危险了，是这样吧？
我所熟悉的周易，我所接触的所有哲学，都告诉我边界的道理，都告诉我弹性的极限，我隐约有个感觉，王班长如此张扬的人生，会在某处遇到冷箭？
非洲的约束本来就少，身边也没有能够约束他的人。要是嫂子在他身边就好了，他怕老婆，怕老婆的人，一生平安。
但愿我的预感是假的。我所学的哲学，也老了吧？还是我悲催的少年经历，让我总把事情往悲剧上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