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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术的发展和流传基因来看，它是在民间以拯救疾苦为诉求的，也就是人生遇到巨大困难时才产生了需求。我本人虽然算不上聪明和能干，但也算是人生的幸运者，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算是读过一些书，接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吴某并不高明的骗术，漏洞百出的语言、不能自洽的说辞、难以验证的法术，我应该一眼就能够分辨，但为什么沉溺许久呢？是恐惧，当恐惧的情感占满了你的头脑，你冷静的判断力就消失了。
那么，对于宁老将军他们来说呢？他们生活并未受到巨大的困难，他们的思维和处事方式已经被多年的经历证明成功，为什么要在这个迷信的方术面前沉溺许久呢？是他们年老了吗？死亡的迫近使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更加厉害了吧？不对吧。他们上过战场，是见惯生死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言谈和志趣来看，他们对死亡的畏惧没有普通人厉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学这个？难道，真如班长所说的那样，是对真理的探求精神？是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兴趣？
在农村的时候，许多普通妇女是迷信方术信仰的主力军，为什么呢？
记得我们村原来有个三婶，家庭比较贫困，当然，我们那里的农民也没几个富裕的。她生了三个子女，第一个儿子，生下来，不足五岁，就因为出痘死了。她从此落下了一个病根，经常梦见自己的儿子跟她说话，她了神神叨叨地，见人就说，昨天我儿子跟我托梦了，说哪个塘里有鬼，千万不能去游泳。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的路上，三婶正在地里除草，看见我跟她打招呼，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普娃子昨晚跟我说了，这两天莫到洞堰塘去洗衣服，有鬼在那里抓人呐。”
她说的普娃子，就是她夭折的儿子，她说的洞堰塘，就是我们村后一个岩洞中的池塘，由于长年没有日照，加上地下水的来源，非常清凉，夏天时，人们爱在那里洗衣洗澡纳凉。她这种话说多了，也就没人信了。我笑笑，答应了。她还神秘地跟我挤挤眼，意思是不要跟别人说。我回家就跟我爸说了，我爸说：“莫听她的，儿子死了，整天神神叨叨的。”
谁成想，过了两天，一个本村的外地亲戚来了，在洞堰塘洗澡，被淹死了。这事一出，大家都有点对三婶刮目相看的意思。其实，我们村也还是有个别有知识的人，黄医生就是，黄医生原来跟一个老中医学过医，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回村后当赤脚医生，他当时就在现场。他说：“这是水太冷，这娃儿是在水中受冷水刺激，身体抽筋，导致溺水的。他尸体扭曲的形状，就是很明显抽筋溺水的状况。”但是，此时科学不起作用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鬼造成的，或者说宁愿相信三婶梦中得到的预言。当时，我也是相信科学的，对乡民们这种态度颇为不解。
由于对自然知识的缺乏，人们宁愿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为什么相信鬼神呢？因为方法简单，结论简单，回避了复杂的学习和推理，这正是乡民们不擅长的。所以，越简单的东西就越有人信。况且，如果相信科学，那么就会产生不平等。你一个医生懂科学，我们不懂，岂不是我们都要听你的？鬼神就不同了，它对什么人都一样，谁知道它一样不一样呢？反正，估计，或者，大概，也许，鬼神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吧？我们农村本来就处于不平等的最低端，最好有鬼神吧，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有所敬畏，幻想中有个超越自然的神灵，我们在幻想中平等了。
三婶生了第二个姑娘，宝贝小心得，生怕儿子不跟自己托梦了。在姑娘出痘时，她找了一个神棍出主意，这个神棍让她借了一件衣服，就是原来有人家小孩子出痘时穿过的衣服，没洗的。说是人家小孩出痘没出事，是因为痘神附体，衣服没洗，痘神还在，空上它，小孩就不会有事了。如此试验，果然，她的姑娘顺利通过了出痘难关。其实，这个事情，黄医生也解释过，这是古代最常用的办法，孩子出痘没出事，是因为有免疫抗体的产生，衣服上沾有孩子的免疫抗体，孩子穿了，当然就可以抵搞出痘的风险，与痘神没关系。况且，今天，这个事，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解决。
黄医生说到这里激动起来：“这疫苗，我们村里没有保管条件，叫他们到乡卫生院去接种，也不要钱。他们有的人嫌路远、怕麻烦，不去，怪谁？”
但是，农民们依然相信痘神的力量，我记得，那件衣服，破旧不堪，污迹斑斑，但仍然在乡民的崇拜中相互流传。
当三婶生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个儿子，就不再做梦了。她解释到：“这就是普儿，他原来跟我托过梦，他说他要再来一回的。”所以，现在，她的儿子也叫普儿，最搞笑的是，她的女儿虽然比儿子大，但对弟弟的称呼是：小哥哥。
农民困难的处境，在现实中找不到改变的力量，于是寄希望于鬼神的超自然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如果你让他们不相信超自然力，等于剥夺了大部分人对改变命运的想像和希望，这对农民来说更加痛苦。所以，他们宁愿相信有鬼神。
其实，不光是农民，中国古代有些知识分子，对面社会的道德沦丧、秩序的混乱不堪，有时也借用鬼神的名义，写一些规劝人们的东西。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他们明知无鬼，或者说不确定有没有鬼，但也借鬼说事，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虽然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异类。从孔子、老子起，中国文化人就不把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鬼神上面。蒲松龄不说了，他也算科举制度的失败者，他也许是宁愿相信有鬼的归类。但是纪晓岚呢？大官、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把改选社会的力量假托在鬼神上面？
那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当时的政治体制有严重缺陷，在当时的体制和他当时的知识中，无法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
《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纪大学士作为总编，应该算是知识丰富了吧。但他所掌握的，大多是人文学科的知识，也就是用来对付人的知识。但当时的中国，西方科技文明已经进入，工商资本已经萌芽，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最需要的是适合产业及工商资本发展的政治体制。但朝庭没这体制，他这官员就没办法；自己没学科学，对社会进步无法理解。所以，他用鬼神讲故事，也反映了传统文科生在科学面前的黔驴技穷。
这就涉及迷信的第二种原因：愚昧。不是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但科学精神却是宝贵的：按实践说话，拿出证据来。
当然，关于证据，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习惯，导致很多中国人没有思维的逻辑。比如三婶的梦，在迷信的人看来，就是证据。要不然，她说洞堰塘有鬼，后来就死了人，你怎么解释？当时，这个质问也确实唬人，反正我是答不出来。今天，当我有一定的逻辑思维习惯和科学素养后，我就可以回答了。从正面回答：1、这个堰塘比较深，是可以淹死人的，况且，以前也淹死过人，那时三婶也没做梦。2、从淹死人的偶发比例来看，这件事实属正常范围。3、这人是外乡来的，不知道三婶的警告，所以，他去游了泳。再者，他不知道水里有这么冷，他更不知道，这么冷的水会让人抽筋，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他被淹死的概率就更大了。故，他被淹死纯属正常统计概率范围内的偶发事件。
当然，还有反证法：1、三婶梦见有鬼就真的有鬼了？2、鬼真的要害死人？3、这个人真的是鬼害死的？4、谁看见鬼了？有证据吗？当然，如果按这样追问下去，我还可以问：三婶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梦？但是，这个问题有拷问三婶人品的意思，作为乡亲，没有人问得出口的。
中国在这方面走的弯路太多了，自从科学传入中国后，也有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故纸堆里找答案，而是走出去，看西方，中西融通，总比闭门造车强。
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穷其一生探讨中西文化之异同，得出值得借鉴的知识呢？
我最近就在寻找这些书籍。其实，我读书，也属于单纯的求知导向，因为我不追求文凭、论文、名誉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想明白答案。
这方面的大家也还是有的，比如冯友兰、章太炎、梁漱溟，他们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还比如胡适、纪羡林等人，他们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我不妨看看，他们思考的过程。
但是，看他们的书确实比较困难。比如对“国学”的兴趣，是今天人们兴起的风潮。但第一个提出国学概念和进行系统梳理的却是章太炎，我为什么首选他的书来看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是处在中西文化对撞最激烈的前沿。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最激烈的时代，以当时世界为例，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学生，从明治维新后改为西学为体，国家获得巨大振兴，不由不让中国知识分子警醒。再加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处处失败，导致文化上的自卑，这是最低落的时期。第二，他是有学术能力的人。他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鉴别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说是学贯中西，避免了一些所谓自说自话的大师们的意淫。第三，他是有实践成果的人。他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他是元老，具有很深的政治实践功底和经历。从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来说，他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成功者的学术，至少避免了发牢骚的倾向，实践者的学术，至少避免了妄自尊大的倾向。第四，他后来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转变是令人惊奇的。他没有门户之见，不固守儒家一隅，甚至对道家、佛家也表示了尊敬。他曾这样评价佛教：让上智之人，不得不信；让中智之人，不能不信；让下愚之人，不敢不信。上智之人服真理，当看到真理，就不得不信了。中智之人爱挑毛病，挑不出毛病，就不能不信了。下愚之人怕因果，佛说因果，就不敢不信了。
我最近闲着没事，以为自己可以轻松看完他的《国学讲义》，谁知道，我遇到了双重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按章太炎所处的时代，他有时用文言文，来讲述他所知道的西方哲学概念，这就让我理解起来比较费力。第二个困难，就是他讲的古文经学，专业性太强，对于从来没经历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好多专有名词不太清晰。我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以，就反复读，大致上知道点大概意思就觉得比较满足了。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笑了，陶渊明不求甚解，不会是像我这样吧，没完全读懂？
读了他的著作后，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古代，伪造的书籍多，没用的学问多。但有用的学问也不少，主要在先秦。但有些基本的概念倒是建立起来了。比如，道家学问中，分出两个流派，专门在政治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法家；专门在出世超越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庄子。但都与后来的道教没什么关系。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文化根基，庄子的《齐物论》早已在知识界深入人心，佛家的众生平等也就有了传播的基础。
对西学了解比较深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和专业的划分比较精细，用词比较通达，他们的书看起来倒不那么费劲。这样的人物比较多，比如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冯友兰、讲逻辑学的金克木、研究古代印度文字的季羡林等，他们都擅长用西方知识的体系工具，将中国古代文化作研究对象，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我也大概浏览了一遍。
香港的饶宗颐，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虽然他处于西方文化最盛的香港，但也立足于世间，不可谓不是奇迹。
他的书中，评述了传统文化中的大量问题，很让我开眼界。
他引述的一段评价参禅的诗句，很有意思：“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我看到这句后，大呼过瘾。
大家闺秀频繁地呼叫丫头小玉的名字，不是叫小玉有什么事，只是要让墙外的情郎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参禅本身并不是佛法，但可以勾引佛法的产生。或者叫做敲门砖的意思，砖设计出来是砌墙的，但也可以用它来敲门，声音大，不伤手。那么，学这些文化传统方面的东西，是否也可以成为我学习《周易》的敲门砖呢？或者，反之？
其实，越是离我们越早的人物，他的故事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越是离我们近的人物，他的能力有多少，又没有时间和历史来检验，我得在选择学习对象上思量一番。
我选中了梁漱溟。
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这个在学术界上早有定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是民主党派领袖，也是大学者，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早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畅谈学术与革命，当时毛还是共匪；解放后，在政协大庭广众下与毛分庭抗礼、据理力争，是个不怕死不认错的角色，当然后来也成了最大右派。虽然毛不喜欢他，但还算尊重他。他是一个复杂且单纯的人。复杂是他的学术思想极为复杂，但他的学术立足点又扎实硬朗。比如，他在山东进行了著名的乡村实践，将中国农村改造的理论，用具体的一个地方进行实验，这才是科学精神，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多了。他是思想家、革命家、实践家。八十年代，在世界上突然出名，西方有人居然把他比喻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有点搞笑，他终身信佛，从未娶妻，这就背叛了儒家了；他每天打座，每顿吃素，典型的佛子，何来儒家之说？当然，从对儒家学术的解释及整理的能力来说，他对儒家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只能让他本人哭笑不得。
当然，民国时期信仰佛教的名人不只他一个，比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比如弘一法师等。但是，最近的人物，人生经历最丰富、学术成果最系统、身边事迹最可考的，肯定要属于梁漱溟了。
他由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系统学习，善于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西方科学的思维来解构、重塑中国文化，得到大量的结论，不一定都正确，但我学习他，将他思维过的东西看了，就避免了自说自话的重复思考，这是经济的、站在高人肩膀的做法。
他从概念范畴矛盾运动等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来分析中国传统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一下就让我看得明白了。
比如，他说宗教的二重发展方向：解决现实问题、解决精神问题。这两个方面给我巨大的启发。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宗教功能偏重解决现实问题时，经常坠入迷信。中国的农民苦，农村的妇女最苦，现实的压迫使她们所有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所以，她们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面，希望有神力来改变她们现实的处境。神力改变的依据是什么呢？在中国，往往是道德。因为在道德这个层面，富人和穷人起点是一样的，可以获得平等的精神体验。农村妇女又是受传统道德束缚最重的群体，她们甚至误以为自己的道德是自己唯一的优势，在神仙帮助的对象中道德是首选的条件，所以，她们就认为神仙最应该帮助自己。对贫穷和不公命运的恐惧加上对神力的希望，让她们宁愿迷信，要不然，她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宗教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精神问题。精神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人脑的功能从解决生存问题后迅速发展，几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人类面对现实的有限性，也就是不自由；人类在思想能力上的无限性，也就是思想自由。这一对矛盾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人们在这落差之间的空白处，要寻找答案，就成了宗教的任务了。
这是需求端解释宗教的两种倾向。
从供给端来说，你这个宗教，起码得提供两个东西。第一，你得有神，至少一个，上帝也好，真主也好，总之得有神，且这个神有力量。要不然，人们要求你提供神力时，你拿什么出来？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感情驱动力之一：希望。第二，你得给死亡一个说法。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六道轮回也好，总之，你得告诉人们死亡后的去处，让生的人对死亡有把握。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驱动力之二：恐惧。
但是，仅有这两端，就概括了宗教问题吗？
不能。因为在精神层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结合点：实践。科学精神就此产生了。科学是为实践提供有用的想象，既对物也对神。刚开始我也把科学实践与宗教对立起来，认为这是绝对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在梁漱溟的世界，这两者是融合的。
比如，他的社会科学是实践。他所推行的山东的乡村实验，就是具体的实践活动，然后在这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假设，得出实在的结论。当然，他的宗教也是实践。他是一个严肃修行的佛教徒。一生不结婚，不吃荦，每天打座念佛号念经文，他用一生的时间来实践宗教的教义，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好奇怪的宗教，好奇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