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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襄楷上桓帝书提到“或言老子人夷而化胡”。人们已经把老子说成是体现自然、支配自然的伟大神力和修炼得道、不断变化的救世主，并作为祖师予以崇拜。
对黄老的祭祀早在东汉明帝时就已经在黄老学盛行的楚地出现了。《后汉书·楚王英》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应诏奉送缣帛赎罪。明帝下诏勉之日：“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袁宏《后汉纪》卷十亦谓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对黄老偶像进行膜拜与祭祀，将黄老与浮屠相提并论，已透出黄老的宗教气味。楚王英建武十五年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其晚年崇信黄老，固属个人信仰，然而与其受地方思想熏染不无关联。楚王英初辖彭城(今徐州)等八城，后明帝特为其益以取虑、昌阳二县，地在淮河南北，正是战国后期楚国都城东迁后着力经营之处。《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陈敬王羡》载陈相魏情和陈王刘宠“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汉桓帝“好神仙事”，对老子礼拜尤勤。《后汉书·襄楷列传》载：“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王涣列传》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祠。”《桓帝纪》也记载桓帝曾于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第二年又“亲祠黄老于濯龙宫”。从一般的信奉黄老微言，到崇拜祠祀黄老偶像，这已经是近乎宗教了。
早期道教直接继承了汉代道家和黄老崇拜的传统，东汉末年张陵创立的天师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资治通鉴·灵帝纪》光和六年载：“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后汉书·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从宗教上解释，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仑”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1]张陵为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本为太学生，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始学道，后于顺帝朝入蜀。据明张正常所撰《汉天师世家》，他在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之位，创立天师道（因其入教需缴纳五斗米，后被蔑称为五斗米道）。由其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可知张陵在汉安帝时学道，当是奉黄老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言五斗米道“大都与黄巾相似”，注引《典略》也说道教主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五斗米道实际上对天师道的蔑称。自古以来，各行各业拜师，都得有见面礼，这是起码的规矩和礼节。孔子收弟子亦收束脩，即十条腊肉，但历史上没有把儒家叫“腊肉教”。整部《道藏》，并没有记载天师道弟子自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的蔑称，均来自非道家的书籍：
《三国志·张鲁传》云：“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轻蔑、诋毁之意。但是尚未有“五斗米道”的说法。
《三天内解经》云：“太上以汉顺帝时选择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别真伪，显明上三天之气。以汉安元年壬午岁五月一日，老君于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明威之道……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化民百日，万户人来如云。”由此可见，老君授予天师“正一明威之道”。罢黜六天故气，显扬三天正法。所以天师所传者，实为“正一盟威之道”，而非蔑称的“五斗米道”。）
历代道教徒都称张陵之道为“天师道”，《太平经》经文是以真人、神人、天师之间问答形式撰写的。而天师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其略云：黄帝至于襄城之野，适遇牧马童子，遂问“为天下”之道，答以无事，“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于是“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东汉顺帝（126－144年）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背井离乡，来到了民风纯厚、山川秀丽的蜀地，入居鹤鸣山（在今四川省CD市大邑县）修炼，以求长生之道。张道陵本博通五经，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乃据此声称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创立了天师道他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其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道术，均直接继承了汉代方士的方术。
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百姓师从者甚多。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其子张鲁仍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正一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仪式、方术及组织制度。按《正一经》云：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有二百七十卷，推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为宗，太上所说。《正一经》云：正一徧陈三乘。又云：天师自云，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长虑后世改易师法，故撰传录文，名为正一，新出之仪，四十二卷。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道教首领——张修在巴郡率众起义，攻占汉中部分地区，以配合东方太平道策动的黄巾军大起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委张修为别部司马，又委张鲁为督义司马，兵合一处，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张鲁又杀张修，吞并其部众。刘焉死，其子刘璋继位，以张鲁不听调遣，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自立。东汉王朝因忙于在东方剿杀黄巾余部，无力西讨，乃采取怀柔策略，委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借机在巴、汉地区推行正一道，并建立起****的政权。[2]后因其民主化为***称道.
张鲁号称“师君”，为天师道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初入道者称“道民”；入道已久，并信道入精深则任“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祭酒则为一治道民之本师，并要定期聚会参访。
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正一道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他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使汉中成为下层民众心中的一方乐土，仅关西民众从子午谷投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在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张鲁据险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我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尝试。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在阳平关防线被破后，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张鲁的降曹，道教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
西晋武帝泰始（265－274年）时，陈瑞在蜀中传播道教，“徒众以千百数”。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道教首范长生的支持下，率领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数万人，在益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东北）起义。起义军大败西晋官军及地主武装，进围CD。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阵亡，其子李雄继起，于次年攻下CD，自称“CD王”，又次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据蜀中凡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可谓又一块安乐太平之域，其业绩可与张鲁时代的汉中政权媲美。
与此同时，随着张鲁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迁长安、洛阳、邺城三辅之地，道教也由巴蜀、汉中一带向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域流传，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晋时，道教不仅拥有广大下层民众，而且得到了上层豪门士族的崇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世家，如琅琊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共尊钱塘人杜子恭为首。
杜子恭死后，其弟子琅琊人孙泰继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泰的侄子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八郡骚动之机，率众起义。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与其部下数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卢循率领义军余部，转战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坚持斗争近10年。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亦投水而死。这是道教策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参加的群众有数十万，历时13年，纵横千里，给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
鉴于此，继起的封建统治集团意识正一道对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故而决定对其进行正统化改造，以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谦之和陆修静、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
到了东晋，天师道又分成了北天师道与南天师道。北天师道
以东汉天师道为主的中国道教，历经魏、晋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议和教团的存在与发展，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为官方承认。
北魏寇谦之修道嵩山三十年，为适应历史潮流，对天师道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寇谦之成为一代宗师。此后，道教不断得到历代道教大师的丰富、发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体系和斋醮仪式，使道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巧遇异人成兴公
寇谦之，字辅真，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生长在一个官宦家庭，父寇修之，官至太守；长兄寇赞，三十岁即为县令。而寇谦之从小就无心于做官这一条路，一心一意倾心道教，他从家中仅有的道器、道书以及搜求学得的道术中，寻得了无限乐趣。他每天在家里诵经打坐，炼乳气功，服药饵，心想能获得仙道灵效，可是历经数年，一如既往，却依然如故，原身凡体。
寇谦之在家修炼，尽管无效，却依然坚持。这一天，他到姨母家串门，见到一个叫成公兴的帮工，卖力做活，而形貌却较奇特，身体魁伟，如象用不完的劲儿。征得姨母同意，他带成公兴回到家里帮活。成公兴在寇家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深得寇家满意。
有一天，寇谦之用《周脾算经》演算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规程时，老是算不对，心焦火燎；成公兴无意到他跟前看看，他很烦地把成公兴开销走了。寇谦之又继续演算，总是得不出个正确结果来。正在寇谦之愁眉紧绉的时候，成公兴又来到他的演算桌旁，诚心诚意地说：“我看到先生的演算方法了。你按我这老粗的办法算一下看怎样？”
寇谦之不屑一顾。
“先生不妨一试，不行就算了。”成公兴将就着说。
寇谦之看到帮工的好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成公兴的运筹方法按步演算，果然心到手顺，一口气算出了“七曜”运行的规程，寇谦之好不高兴呵！这时，再睁眼看看成公兴，觉得他是一个奇人！当下就派成公兴为师。成公兴因辞不就，反倒让寇谦之收他为弟子，寇谦之莫名其妙，就这样成公兴为寇谦之的弟子，师徒俩共同研道，暗相默契。
原来，成公兴是一位仙人的弟子，因火烧仙宫，师傅罚他到民间，劳役七年。成公兴以授道来赎罪，七年期满，就返回仙宫去了。
二嵩山修道三十年托神降授天师位
寇说谦之受道不久，成公兴对寇谦之说：“先生如有意学道，当随公兴隐遁深山。”寇谦之欣然同意。于是，洁斋三天，便随成公兴离家修道去了。寇谦之先随成公兴到华山，采得仙药，服后不饥；不久，师徒劳俩即前往嵩山，潜心修道。
嵩山，居五岳之中，故称“中岳”，属古都洛阳京畿之地，在登封县北，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六洞天。中岳后被封神为“中天王”。中岳有二山七十二峰，以太室山峻极峰、少室山五乳峰为最有名。自汉武帝封禅中岳之后，中岳成为仙人道士的修炼之地。成公兴、寇谦之踵随前人，来到嵩山。他们选定太室山中石室住下修炼。成公兴将全部修炼秘诀传给寇谦之，寇谦之聪明好学，日益长进。
成公兴在嵩山传授道法，不觉己到七个年头，该是自己回归天宫的时候了。临别时，成公兴再三嘱咐寇谦之：“你潜心道教，志向可嘉，但尘缘未了，七情六欲未断，难赴仙路，不过，需加勤奋，将来可做帝王之师，亦为大器。”寇谦之聆听师教，不敢有丝毫怠慢。成公兴去后，寇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并开始招收弟子，讲经施术，弘扬道教。
寇谦之在嵩山修炼达三十年之久，一副道貎岸然的气派，仙风飘然的神韵，他自知外形可以为国师，但内质上却空泛无几，要想更上一层，需在这方面下功夫。于是，寇谦之决定要从道教本身动真格了。
寇谦之经成公兴点化，悟出了上述的道理，为此，他就制作了自己托天神，降授的畅想曲。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在嵩山少室石室托言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拥护，百灵导从之下，降临嵩山，告诉谦之说：“往岁，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称自从天师张道陵去后，地上修道的人无所师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处师位。吾故来授汝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即《老君音诵戒经》）。汝宣吾新科，请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未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服食闭炼。”
自此，寇谦之以“天师”身份，宣扬道教，并对“天师道”进行“三整顿”。使天师道以新的面貌在世间传播。北魏明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当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的金秋季节，寇谦之端坐石室，正诵《老君音诵诫经》，忽然少室山颠，云蒸霞蔚，灵光普照，在五彩缤纷的云上端坐着一位神仙，这是老君玄孙，上师李谱文降临。寇谦之立即走出石室，仰望拜谒。上师说：“受老君之命，特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坛位礼拜，衣冠仪式’的《录图真经》，并传授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望谨慎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自此，寇谦之以“国师”的身份，到处游说，自认为跻身朝廷，给道教争地位的时机己经到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皇帝位。十月，初冬来临，寇谦之卧居嵩山三十年的雄厚资本积累成了，他戴着“天师”桂冠，离开嵩山施展抱负，而做他的“国师”美梦了。
三宰相引荐跃身国师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尧元年（公元424年），寇谦之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走下嵩山，风尘仆仆地北上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献上他的杰作——道书。谁知出于所料，皇帝让他暂住在一个叫张曜的家***其衣食把他养了起来。
寇谦之不甘闲住，他四处打听能和皇帝接近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太武帝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大儒白马公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为北方第一大族，崔浩一支，更为显中之显，尤出众望。崔浩之父崔宏，有辅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为白马公，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养尊处优，又生得“纤妍结白，如美妇人”，少好文字，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义理，出类拔萃。他承继父业，入仕朝廷。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禄大夫，父子均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他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贵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国事，必决崔浩。寇谦之选中崔浩，是最合适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现在应急起直追，请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又自认为大夏历来穷兵扩战，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会取胜而归的。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鲜皓卑族的大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四推行新道法道运不圆满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
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劳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有国家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还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他认为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寇谦之意识到这可能逞一时之快，而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前景相当严重。
寇谦之不仅想到崔浩的未来灾难，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现状，他以太武帝名义修建“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终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帮人的非议；“寇谦之想以无止境的时间，办不可能办到的事，费损财力，疲劳百姓，恐怕不太合适吧？”太武帝也认为无不有理，寇谦之很清楚这个内情。他还意识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后，个个贪图享受，无所长进，自己己年过八十，道教后继无人，静轮天宫，己历时十八年，而竣工无期，这使得寇谦之己力不从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将至，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说：
“当我寇谦之在世之日，你们可以求得荣华富贵，一旦我去世，这静轮天宫真难修成呵！”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预言不久的夜里，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两年后，崔浩奉命纂修国史，太子晃为报“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面赞同他秉笔直书；国史修成后，又借口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将其诛杀，并尽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谦之在预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濬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寇谦之死后，他的弟子中却没有一个成名的！尽管天师道仍在活动着。
此后，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旧例，亲登道坛，接受符箓。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将道坛由城南迁至南郊，定员由一百二十人减至九十人。孝文帝迁至洛阳后，一照旧例，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一百零六人。
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宝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论争，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无道士，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便烟消云散。[2]
南天道师
陆修静（406～477）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设者。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少宗儒学，博通坟籍，旁究象纬。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为搜求道书，寻访仙踪，乃遍游名山，声名远播。宋元嘉（424～453）末，陆修静市药至京师，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后因避太初之乱南游。于大明五年（461），至庐山，在东南瀑布岩下营造精庐，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见于华林园延贤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元徽五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
整顿和改革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道教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就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大有三皇经》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云，陆修静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7]。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