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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的太监和官员们有两个态度，南京镇守太监和南京兵部尚书都是朝中党争失意的人物，他们的意见却比较出乎人意料，两人都是坚定的调兵守城，准备和华州军死战，南京兵部尚书甚至说，京师若失陷，我江南士民再立龙子龙孙，也不可妄言弃城投降的事情。
不过主战也就是这两三个人了，其他的，甚至包括魏国公徐家，或者是闷不作声，或者是大谈敌军强大。
为什么不作声呢？因为他们都对华州的底细相当清楚，特别是魏国公和几个伯爵侯爵一起开设的大通钱庄，这几年来都是被三江商行和华州钱庄打的抬不起头来，在从前，大通钱庄的银票和凭据可以在江南沿海的海贸中使用，即便是在海上的时候，和华州钱庄发行的银票和票据都是并行。
现在则不一样，只能是在船只上岸的时候，大通钱庄收兑华州钱庄的这些票据，最开始的时候，徐家和其余的几个勋贵之家，也都是琢磨着灭掉这家钱庄，吞下对方的钱财，他们都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在这之前自然要查上一查。
查完之后，每个人都是冷汗直流，原来海外还有如此巨大的势力在，这种势力根本不是他们这几个大贵族可以对抗的。
也有人想过去京师告发，但是再转念一想，如果去告发，自己很有可能会被牵连，这也许还是小事，但是手中偌大的生意怕也都要被牵扯进去了，经营这么多年，他们的生意早就和海商，还有海商背后的华州钱庄有了太深的联系。
而且即便是告发，谁也不敢说能不能挡住华州的报复，隐约之间，他们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江南这几年发生的十几次骇人听闻的凶杀案，都也许和华州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样的怪物还是少碰为妙。
自从嘉靖当政之后，北方的一些勋贵大臣，在历次的风暴中纷纷破家，南方的这些人因为在开发关外土地之类的大案中牵扯较少，所以保存下来的比较多，但是所掌握的权柄则是一点点的被剥夺。
包括南京的世代守备魏国公徐家所掌握的兵权，嘉靖皇帝一贯的想法是，勋贵无兵无权，便是好勋贵，要不然不如死了。
手中没有权柄，嘉靖皇帝的压迫极大，这些勋贵豪门行事作为都是如履薄冰，生怕有什么被上面抓到把柄，家破人亡，所以普遍都是不问政事，不管自己的衙门，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是投入到商业之中。
他们身上的贵族性质在不断的退化，商人的性质在不断的增加，要知道不管如何被削权，这些贵族依然有平民甚至是官员都很难比拟的特权，依靠这些特权，和家族近二百年积攒下来的财富。
南京的勋贵们，很快就成为了江南最大的商人，按照华州司马从事查到的，十三商会后面真正的主使就是魏国公徐家和诚意伯刘家。
而这些勋贵们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嘉靖皇帝忌讳和反对的，贵族和皇帝本来是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是大明的统治柱石，但是现在却有些分崩离析了。
大明东党的大臣，情况贵族们的差别并不大，原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们，现在的家中都是开工场，办商铺，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成为了商人们的代言人，朝廷不管做什么，都是需要花钱。
要花钱就要征税，征税却等于是让商人们的利润减少，偏偏朝廷的税征收的很重，所以本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东党诸臣，和中央也是越来越分裂，每天鼓捣文墨撰文讥讽京师。
但是这些人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也就是在那里空喊几句，发发牢骚罢了，华州军在福建的漳州登陆，这些人就说什么今上失德，导致蛮夷入侵，应当自省其身。南京镇守太监大怒，直接调动亲兵以妄议朝政的罪名把他们捉拿下狱，可是南京不比京师，南京六部大臣的权力相对较大。
看到自己的门生子弟被关起来，当即是舆论哗然，闹腾一阵之后，又是给放了出来。
就连这次的对于福建华州军的战斗，镇守太监和兵部尚书的意见本来是增援京师，可城内真正掌兵的都是勋贵出身，或者依附在他们系统中的武官，纷纷鼓噪，增援京师路途太远，不如先断贼军一臂。
福建路途极近，调动南方兵马更是方便，而且什么福建兵马新近大胜，军心士气正是可用之时。
南京镇守太监和兵部尚书顶不住南京各方的压力，他们也知道如果反着做的话，怕是调集兵马，筹备后勤粮草，事事都会被拖延到死，反倒是不如顺应民意的去南方打上一场，毕竟都是所谓的华州军，打败一队是一队。
而却每天的几百里加急不断的传来北方失败的消息，自己这边如果取得胜利，可是升官发财的资本啊，他们也都是有些意动……
不过等到这些兵马在泉州和漳州之间崩溃，福建失陷的消息传到南京城之后，所有叫得凶的人全部都是偃旗息鼓了，南京城内的各个衙门还有书院之类的地方，很是安静了几天，很有些鸡飞蛋打的味道。
接下来，城内又是暗潮汹涌，从前华州的密探们也在城中散发传单帖子，阐明华州对商人的态度和政策，当时无人理会，或者嗤之以鼻，现在都被拿上来很正式在研究观看。
嘉靖二十三年的十一月，巨大的战舰出现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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