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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只要是凭着工钱温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每天都有中人站在城门和集市等人流众多的地方吆喝，给各个工坊和商铺招揽人手，看到进城的青壮就是上前搭讪，无非说的就是“现在乡下活的不容易，好不容易进城了，做工养活家里岂不是更好，这工钱可还是在往上涨啊！”
这些欢欣鼓舞的形象都是在城市里面，现在的乡下确实是活的不容易了，特别是没有什么势力，老实巴交的农民。
北方本就是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很多时候县衙和府衙作用还没有本地大族的族内决议更有效力，现在的情况是，本地的大族往往就是本地最大的棉田地主，他们倚靠宗族的势力，一方便是雇佣本族的贫苦人家种棉田，另一方面，靠着宗族的规模和勾结亡命之徒的武力，胁迫非本族的人做棉农种田。
此时的棉农，与其说是雇农，不如说是农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地主乡绅的爪牙打手们监视着，而且在耕种前都是签了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文书，要是按照这些文书上面写的，他们就算是做到死也不会有自由之身。
这些农奴们每天所做的就只耕种农田，不断的劳作，没有休止。从前做雇农的时候，自己不愿意去种了，把田地退给地主就是，哪怕是去要饭都没有人去管，可是现在每个庄园都是自成一国。
农奴们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严禁离开庄园主控制的范围，逃走的处置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砍死直接丢在地里面埋了，想去告状，先看看能不能跑出去，从前说，某人家的田地人就是走一天也走不出去，这只有少数的几个大地主才具有这样的规模，现在，经过血腥而迅速的兼并之后，几乎每县都有如此规模的庄园。
从前地主的爪牙和打手，最多也就是拿着木棒菜刀之类的东西，现在则都是骑着高头大马，手中锋利的兵器，很多人还有强弓。不少原来在山上落草为寇的盗匪响马，都是纷纷的从良，当上了家丁护院什么的，这口饭吃起来可是比从前的强人生活，有上顿没有下顿要舒服太多，而且还有个良民的身份。
即便是还在外面落草为寇的，这些人的主要行业也不是去抢掠过往的客商，而是专门的盯着那些还没有被兼并的村落，去那里掳掠人口然后转手的卖给种棉地主们，这笔钱有没有风险，而且还稳定许多。
都说社会是不断的前进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继续朝前发展，最后世界大同，不过在北三省农村里面，却一副黑暗时代的奴隶社会情景，此时的衙门的命令出不了城池，因为现在的乡村被越来越少的人控制着，所谓的公务命令只需要给这些大地主的家里面送封信就是了。
每年的粮食赋税更是不要说收了，先不说这些大地主的身上都是有这样那样的功名，在田赋徭役上都是有免除的权利，就算是要收那些贫苦人和中等的人家，这些人都是在那些大家族的庇护之下，每年只是按照应该缴纳的银钱交上一些去。
从前的规矩，是这些地主乡绅有功名在身的不用缴纳税赋徭役，衙门里面的衙役税吏们则是跟那些贫寒之家勒索敲诈，总是会把缺额补齐，目前这样子，那些大地主们虽然自己对下面的雇农并不慈悲，可也不愿意被其他的事情打搅了他们的劳作，索性是按照这些人的人头配额，代替他们缴纳了。
一亩棉和一亩粮，这之中的出产和利润可是巨大，若是从前，那些种植棉田的小户人家都是按照每年棉田的收入抽头，可是现在，这些大户们说手下的雇农们种的就是粮田，衙役们什么话也不敢说，毕竟是对方的势力更大，钱财更多，拳头更硬，只能是灰溜溜的回去。
各个府县财赋原来最大的依靠就是田赋，眼下的这种情况，田赋根本收取不上来，在山东的青州府有个知县实在是被逼急了，带着衙役冲进某大户人家严令对方不得包庇人口，隐蔽赋税，所种的棉田必须按照国法缴纳田赋，在‘检地大案’之后，城内的所有工商行业都没有免税的特权，凭什么你在这里搞这些花样。
没有想到的是，这名收齐了赋税的知县等到的不是吏部的嘉奖，而是朝廷里面某御史的弹劾，说是他有辱斯文，贪财趋利，勒索地方有德士绅。直接就是任满之后再无升迁的可能。
有这个例子在前面，后面谁还会为这个田赋出头，各家都是糊弄着过，或者是在城内的工商店铺工坊之中加大收税，然后跟粮商们买粮添补缺口，这乡间田地，再也不敢去触碰了。
有些明人的笔记曾经是描述过这样的现象，说是基层的官僚从前可以作威作福，但是现在只能是在府县城池里面大声的说话，除了城门之后，就完全是地方上那些大地主的天下了，这些人背后往往都有子侄在各地做官，加上迅速膨胀的财富，真正的知县和知府就是他们。
往往是这些人的雇农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大家写了诉状，上面写明该判某人何罪，该如何处置某人，县府的官员只能是照办，要不然，粮赋一点也收不上来，而且官场之上也是有人处处使坏阻挠，这官是不用当下去了。
在有棉田的地方，控制着大量棉田的人凌驾于官府之上，这种人堪比两汉时候的豪强，他们家中的家丁民壮越来越向着私兵的方向靠近，长此以往，国家收不上来赋税，甚至是征收不到兵源，这可就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了，接下来朝廷只会是跟他们一点点的退让，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笔记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人重视，或者大家都是闭口不谈，不过里面对于大地主的一个叫法却是流传了开来——棉绅。
北方的棉田原料集中，和棉绅们对下属人口严密控制，对于江南的手工工场和商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北方新兴的那些工商业，基本上都是和山东的海贸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生产的东西主要是销往海外，不管是那一个国家的人，总是要穿衣服的。所以北方的店铺只需要有充分的原材料货源，有人做工就可以了，其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苏杭松江的织造工场不同，他们的市场有四成左右是在国内，在禁海的时期，这个的份额甚至是更高，虽然现在他们也是用上了新式的纺纱和织布的机器，不过原料却被北方的商人们掐住了脖子，棉花的价钱逐渐的高上去，可是从前还是江南商人们的主要客户的中下阶层，却都是被棉绅们圈了起来做牛做马，那里还会有什么购买的能力。
江南靠着织造吃饭的商人们，特别是棉布这一类型的，纷纷叫苦不迭，很多出身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自然要为自家的人说话，在朝堂在民间开始宣扬，说是北三省这么对待农民，和对待禽兽有什么区别，圣人教化里面对这种残酷之极的事情向来是深恶痛绝，如果放任这些棉绅们继续这么下去，大明在地方上的权力必然会被架空，这些人会不断的膨胀，必然是会重演魏晋时候豪强扰乱天下的大祸。
当然了，江南十三商会的工坊把雇工圈禁在工场之中，也是形同奴隶一般的趋势，十三商会手中的武力强悍，这些事情，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是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阶层说话。
不过他们这番话说完之后，却没有什么好的反响，原因无他，就连京师周围的皇庄还有大臣们的庄园，现在种植的也都是大片大片的棉花，他们的一般是用卫所的军户给他们耕种，最上层尚且是如此，何况是下面的那些人。
和北三省还有江南为了发财争斗不休的时候，西南，西北还有边镇，似乎已经是被遗忘了，在这次近乎奇迹的经济飞跃中，他们没有捞到任何的便宜，相反的，因为本地的手工业被沿海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是牢骚满腹。
面对沸腾的民怨，朝堂上各派官员的争吵，嘉靖皇帝一直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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