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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在正常发展的历史上，活了五十九岁，这个年纪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长寿了，他从荆楚的兴献王府出来的时候，身体很是敏感纤弱，据说连刺激性的气味都受不了，这也是他信奉清静无为的道教的原因。也许是道教的某些养生的方法真正的起了作用，嘉靖皇帝的身体在气候远不如荆楚的京师，反倒是逐渐的好了起来。
有笔记说到，嘉靖在四十岁，还是满头乌发，好比二十岁的年轻人，说起来好像是大惊小怪，可是在十六世纪来说，四十岁满头白发的可是常见的现象。
不过在这个时空中，嘉靖皇帝已经是有了许多的白发，这一年是嘉靖十九年，他才三十四岁。现在的他可是有许多的好名声，比如勤政之君，比如圣明之君，已经是正常运转了上百年的内外朝制度。
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衡的制度，在他发动了检地清洗之后，完全的崩溃了。现在很多需要太监来办理的事情，都是需要他亲力亲为，必须很客观的说，所谓的宦官乱政，并不是明朝的普遍现象。
因为有明近三百年，我们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人罢了，其余的监，司，局各个衙门的太监都只不过是和六部官员们一样，都只不过是这个帝国机器运转的零件而已，而且那些太监之所以从粗通文字，那是因为在内书房跟着内阁大学士们学习的，如果他们为奸为恶，教导的人应该是有多大的责任。
本性是喜欢玩乐的嘉靖皇帝，在经过黄锦和陆炳以及京师商团的蒙蔽之后，他觉得如果总是那么相信外臣，自己在深宫之中，不闻天下事，早晚还是要重蹈检地案之间的那种局面。
可是亲政的后果是疲惫异常，天下间的事情纷繁无比，内阁六部三司近万官员尚且是管得乱七八糟，何况一个皇帝。
结果就是越来越力不从心，内阁的大学士们总是和蔼亲切的说，下面的小事就交给大臣们来处理，真正的军国事当然不会隐瞒皇上，一定是钦定为准。大事小事的标准怎么界定当然是这些文官们决定了。
嘉靖皇帝心里面已经是有些后悔了，想要重新控制锦衣卫和东厂，用来制约已经是近乎无法制约的文官集团。
却没有想到的是，内阁和六部对此大为的支持，丝毫没有什么阻碍的意见，重新整顿之后，用起来才发现，这两个从前皇帝的爪牙已经是失去了从前的威力，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绵羊。
原因很简单，锦衣卫和东厂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被文官剥离到了六部之中，大家不要以为靠着敲诈勒索就可以维持一个庞大的武装情报机构的运转，必须要有收入，从前东厂和锦衣卫有部分的税收和专卖的权力，这才是有那样的威力和规模。这一点，想必是华州的刘十二还有罗义理解的最为深刻，司马从事对外，亲兵营对内，两个机构人数加起来人数不过两千，可是花费的数字近乎是半个夷州舰队的开销，锦衣卫和东厂这样效率更低摊子更大的机构花费可想而知。
内阁大学士们对于锦衣卫指挥使和东厂提督的态度很简单，要是想要威风，立刻掐住你的预算，没钱花，看你还能怎么做。
再说，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之中，厂卫的人手烟消云散，大部分流散四方，此时重建，手握权力的文臣们朝着里面安插了无数自己的亲信，这样的机构怎么会亲近皇帝，这不是爪牙，而是别人的耳目。
在嘉靖身边的太监和军官，也不是从前的人了，从前的黄锦好歹也是有决断的角色，现在的芮小三，本就是低阶的宦官出身，除了听嘉靖的话办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了，检地案掉的那些脑袋，早就是把他震慑住了，尽管他是现在宦官品级最高的，可是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生怕惹祸上身。
周林更是如此，他坐在京卫提督这个位置上，已经是心满意足，不会再去要求什么，而且本就是个忠心的武人，没有那么多权势机关的心机，拱卫皇帝的安全那是足够的称职，但是指望在别的什么方面用上，那是不成了。
说起来，嘉靖皇帝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从前黄锦和陆炳把持权柄，京师商团操控言论的时候，自己虽然是信息不通畅，可是通过一些渠道，终归是能知道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现在成了真正的聋子和瞎子。
决断什么事情，根本形成不了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看到的就是文官们想让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也是文官们的言论，尽管这些都是称颂他作为什么圣贤，圣明，卓越，千古难逢，尧舜之类的夸赞词语。
这样的局面，也是自己做成的，嘉靖也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
不过在嘉靖十九年的春天，又是遇到了新的问题，府库充盈的局面已经是持续了两年，在这一年终于是出现了缺口。
虽然说是前些年的规矩，说是即便是勋贵和有功名的人，和他们相关的产业也不能免除税收，可税收的权力被拿到六部那里之后，上下其手的手段就是多了起来，大批的商铺和手工工场都是通过给当权者好处的方法，来逃脱税费，甚至在江南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是把自己的产业挂到匠户营里面取。
要知道官办的产业当然是没有什么税收的说法了，民间有讥刺这个的说到，从前匠户连奴婢都是差了几分，而今富贵之人却是争先恐后的为匠户。
税费的逐年减少，大明的财政花费可是从来没有少过，每年的灾荒该发生多少还是发生多少，军费依旧是那么高，这些毕竟是所谓的大明根本，税费收入落入了自己的腰包之中，自然是不要提什么收税了。
可是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官员们同样是不愿意开海禁，如果开了海禁，那么走私的暴利，也会有不少转移到国库中去，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许多人不愿意，特别是南京六部和江南出身的官员反对的愈发强烈。
朝中的派系又有一变，陕西，四川，云贵，湖广的官员坚决要求查禁那种伪托官府或者其他名义来偷逃税款的商人，还有那些包庇商人们的权贵们大臣们，另一派是则是南北直隶和江南各省的官员，他们则是坚持天下吏治清明，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昏暗事情，而且圣人都说过商人不可信，先前的那种府库充盈的现象不过是暂时的，国家的倚靠，还应该是农税徭役。
这也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排序的真义，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是收取工商税，南北直隶，江南各省，闽粤很多商人们都是受到了损害，如果是用增发农税徭役的方法补缺口，那么主要是倚靠农民的偏远各省自然不愿意。
双方争论不休，不过说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偏远穷苦省份的那些官员却被称为“浊流”，而那些收受贿赂，大肆贪污的官员们则被称为“清流”，而且天下间的舆论一边倒的都在清流一边。
浊流的官员们则是被斥责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安危的自私自利之辈，如果不是时人有笔记记录，而且许多资料留存的话，恐怕正史也会如此的写了。
至于为什么天下的舆论如此的一边倒，很简单，有句俗话就是‘江北武将，江南宰相，凤阳只能埋皇上’，天下文臣南方人居多，书院和诗会，文社之类的组织也大都是南人为主，读书人很少有贫寒出身。
这些读书人家中的产业都是在进来蓬勃而兴的工商业之中，捞到了许多的好处，日子过的好了许多，在没有什么财政概念的读书人心中，自己少缴一分钱，家里就多赚一分，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坏。
他们这些人掌握着舆论，谁少收他们的税，他们自然就是倾向那一方，自然是撰文支持，并且从书里面找出各种各样的圣人言论表示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士子，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栋梁。
可是自家发财了，话说的天花乱坠，国库的缺口该少的还是少，大臣们解决这件事情的手段很简单，找皇帝商量。在内库里面，还是有存银的，大臣们不愿意自己吃亏，总是要在皇帝的腰包里面抠出些银子来。
大学士们和六部的官员口鼻关心，看着皇帝坐在当中愁眉苦脸的样子，没有人说什么，嘉靖也是想不出来什么方法，让他掏内帑的银子，他也不愿意，这个时候，也许是看不下去这种局面。
户部侍郎司马泰犹豫着开口说道：
“九边已无战事，可百万军民耗费巨大，不如考虑裁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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